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，大禹勒笋簴jù而招谏。成汤盘盂，著日新之规；武王户席，题必诫之训。周公慎言于金人，仲尼革容于欹qī器，则先圣鉴戒，其来久矣。故铭者，名也。观器必也正名，审用贵乎慎德。盖臧武仲之论铭也，曰：“天子令德，诸侯计功，大夫称伐。”夏铸九牧之金鼎，周勒肃慎之楛hù矢，令德之事也；吕望铭功于昆吾，仲山镂绩于庸器，计功之义也；魏颗纪勋于景钟，孔悝表勤于卫鼎，称伐之类也。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，灵公有蒿里之谥，铭发幽石，吁可怪矣！赵灵勒迹于番吾，秦昭刻博于华山，夸诞示后，吁可笑也！详观众例，铭义见矣。
上古时代，黄帝把铭文刻在车舆巾几上，用它来辅助记忆，匡正过失。大禹把铭文镌在悬挂钟磬的架子上，用它来招请万民进谏。商汤在他日常应用的盘盂上，刻着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铭文，警示自己，精进不已。周武王在门户和座席四端，题着自勉自诫的训词。周公在金人背上刻下慎言的词句。孔子看到“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”的攲器后，显出戒慎恐惧的神情。由此看来，古圣先王刻铭文于器物之上，来省察鉴戒，自勖自勉，这种美德已由来很久了。“铭”就是述其功美，使可称名的意思。观察器物，必须给予恰当的名称；端正名称，审其功用所以如此，旨在重视其所呈现戒慎的美德。春秋时代，鲁国大夫臧武仲评论铭文的功用时，说：“铭文应当称颂天子的美德和诸侯的功绩、大夫的辛劳。”例如：夏禹将九州献来的金铜，铸成九鼎，以象征九州的统一；周武王灭商以后，北方肃慎氏进贡楛矢，武王在箭杆上，刻着“肃慎之贡矢”。这些都是铭刻天子美德的盛事啊！太公望吕尚辅周灭商有功，铭其功勋于昆吾所冶的器物上；仲山甫因佐宣王中兴有功，镂其功绩于兵器铸成的庸鼎上，这些都是记载诸侯事功之义啊！晋国魏颗击败秦军，将功勋记于景钟；孔悝拥立卫庄公，曾表扬其勤劳于卫鼎，这些都是颂扬大夫攻伐劳苦之类啊！至于像飞廉在霍太山得一口石棺，竟发现刻有赐给他的铭文；卫灵公葬于沙丘，掘穴时发现石棺上面，竟有预先为他作好的谥文。噫！这真是咄咄怪事了。赵武灵王曾命工刻石于番吾山上，说“主父常游于此”。秦昭王令人制作棋局于华山，说“昭王常与天神博弈于此”，意在把这些夸大荒诞的铭文，留给后人观赏。吁！真是可笑极了。详观上举诸例，铭文的意义和功用，便显然可知了。
至于始皇勒岳，政暴而文泽，亦有疏通之美焉。若班固《燕然》之勒，张昶chǎng《华阴》之碣，序亦盛矣。蔡邕铭思，独冠古今。桥公之钺，吐纳典谟；朱穆之鼎，全成碑文，溺所长也。至如敬通杂器，准矱yuē武铭，而事非其物，繁略违中。崔骃品物，赞多戒少，李尤积篇，义俭辞碎。蓍龟神物，而居博弈之中；衡斛嘉量，而在臼杵之末。曾名品之未暇，何事理之能闲哉！魏文九宝，器利辞钝。唯张载《剑阁》，其才清采。迅足骎qīn骎，后发前至，勒名岷汉，得其宜矣。
至于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，巡行天下，在各地山岳刻石颂德，虽然他平素政治残暴，但文辞润泽，却有疏导政理、通达民情之美啊！像班固的《燕然山铭》，张昶的《西岳华山堂阙碑铭》，无论叙事还是纪功，都写得十分壮盛。蔡邕于铭文的构思，堪称古今的冠冕。他为桥玄作的《黄钺铭》，融会《尚书》的典谟，造语古奥而雅重；为朱穆作的《鼎铭》，通体散行，不用韵语，完全和碑文一样，这又是溺其所长。又如冯敬通有刀阳、刀阴、杖、车、席前右、席后右、杯、爵等杂器物的铭文，都是模拟“武王践阼”诸铭为准则而作的，其内容往往与器物之义不合，文辞的繁简与篇幅的大小，也未能恰当适中。崔骃品评事物的铭文，通篇赞扬之辞多，警戒之义少。李尤有各类铭文八十四篇，然而大多文义浅陋，辞藻琐碎。例如他的《蓍龟铭》，本属描写通神占卜的事，却把它排在赌博弈棋的《围棋铭》中。他的《权衡铭》，本为说明量物的美器，却把它列于捣米的《臼杵铭》之后。如此连器物的等差品第都不及分别，又怎能说是熟练铭文的事理呢？魏文帝做太子时，曾替打造的九件宝器作《剑铭》，观其作品，令人有器物锋利，而铭辞笨拙的感觉。唯有张景阳的《剑阁铭》，颇能表现其清新的风格和优美的文采。好比快马疾驰，虽然他起步在后，却能超迈前贤。晋武帝下诏刻《剑阁铭》于岷山、汉水间的剑阁山上，可说是刻得其所，很合时宜的安排啊！
箴者，针也，所以攻疾防患，喻针石也。斯文之兴，盛于三代。夏商二箴，余句颇存。及周之辛甲，百官箴阙，唯《虞箴》一篇，体义备焉。迄至春秋，微而未绝。故魏绛讽君于后羿，楚子训民于在勤。战代以来，弃德务功，铭辞代兴，箴文委绝。至扬雄稽古，始范《虞箴》，作《卿尹》《州牧》二十五篇。及崔胡补缀，总称《百官》。指事配位，鞶pán鉴可征，所谓追清风于前古，攀辛甲于后代者也。至于潘勖《符节》，要而失浅；温峤《侍臣》，博而患繁；王济《国子》，引多而事寡；潘尼《乘舆》，义正而体芜：凡斯继作，鲜有克衷。至于王朗《杂箴》，乃置巾履，得其戒慎，而失其所施。观其约文举要，宪章戒铭，而水火井灶，繁辞不已，志有偏也。
“箴”就是针砭的意思。其主要目的，是用来攻伐缺失，防止灾祸，好比刺病治痛的针砭一般。此种文体之兴起，盛行于夏、商、周三代。夏、商二代的箴文，尚有余句存留至今。到了周代的太史辛甲，命百官作箴，以进谏君王的过失，其中有一篇《虞人之箴》，规模义理最为完备。到春秋时代，箴文的为用衰微，但尚未断绝。所以晋国大夫魏绛，运用后羿违民弃贤而失国的史实，来讽谏悼公。楚子庄王用“民生在勤，勤而不匮”的箴言，来训勉臣民。战国以来，各国诸侯都抛弃仁德，务求功利，铭辞遂代之而兴，箴文便逐渐没落。到了汉朝的扬雄，稽考古籍，开始模仿《虞人之箴》，作《十二州牧箴》，作《二十五卿尹箴》，传于世。及至崔骃、崔瑗父子，又补作《九官箴》，后经胡广的缀辑编排，总称为《百官箴》。指明事理，配合官位，一如衣带上的饰镜，两相比较，明白可验，相信可以上追清新风格于往古，攀援辛甲的作品于后代，而毫无愧怍了。至于潘勖的《符节箴》，内容简要而失于肤浅；温峤的《侍臣箴》，取材广博但过于冗杂；王济的《国子箴》，引文过多而叙事甚少；潘尼的《乘舆箴》，思想雅正而体制繁芜。这些上继古人而后起的作品，很少有切中箴文体要的佳构。至于王朗的《杂箴》，乃置于头、巾、鞋、履之中，虽得箴文“戒慎”之义，但却不合施陈的处所。观其以简约的文辞列举要义，实是效法武王铭文的法则；而其中包括水、火、井、灶等琐事细物，则显得文辞烦冗，意旨颇有偏失。
夫箴诵于官，铭题于器，名目虽异，而警戒实同。箴全御过，故文资确切；铭兼褒赞，故体贵弘润。其取事也必核以辨，其摛文也必简而深，此其大要也。然矢言之道盖阙，庸器之制久沦，所以箴铭寡用，罕施后代，惟秉文君子，宜酌其远大者焉。
古之箴文，讽诵于官府，铭文题识于器皿，名目虽然有别，而警戒的作用实相雷同。箴文之用，全在防范过失，所以行文取材必须坚正恳切；铭文之用，兼具褒扬赞美之意，所以内容体式，贵乎弘伟温润。在取材用事方面，既必须核实明辨，在舒布文辞方面，更应当简洁深刻，这就是“箴”“铭”二体写作的大致要领啊！然而到了后代，直言规谏的正道缺而不备，刻勋功于庸器的制度，也久已沦丧，所以“箴”“铭”殊少应用，罕加施行。希望掌握文运的才德君子，能深思“箴”“铭”二体的远大意义，酌加采行啊！
赞曰：铭实器表，箴惟德轨。有佩于言，无鉴于水。秉兹贞厉，警乎立履。义典则弘，文约为美。
总而言之：“铭文”实器物的表征，“箴文”乃道德的轨范。要把箴言铭文深记在心，而不是像以水照形一样，无补于改过迁善；更应本着铭箴的严正意义，扩大其作用，谨守警劝，实践力行。至于写作的原则，要义理典雅，用途宏大，文辞简约，方称优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