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世盛德，有铭诔之文。大夫之材，临丧能诔。诔者，累也，累其德行，旌之不朽也。夏商已前，其词靡闻。周虽有诔，未被于士。又贱不诔贵，幼不诔长，其在万乘，则称天以诔之。读诔定谥，其节文大矣。自鲁庄战乘丘，始及于士；逮尼父之卒，哀公作诔，观其慭yìn遗之辞，呜呼之叹，虽非睿作，古式存焉。至柳妻之诔惠子，则辞哀而韵长矣。
周朝施政，大德流行，这时凡对公卿大夫的丧事，皆颁赐谥号诔辞，大夫也以临丧哀悼，序次死者生平德行，抒发诔辞，以表追念为能事。所谓“诔”，就是累列一个人生前的品德行迹，借此表彰他不朽的盛名啊。夏商以前，也间有谥号，不过“诔辞”后世无传，所以详细的内容不得而知。周代虽有赐诔的制度，但只加于位在朝廷的公卿大夫，还没有普及到一般的士子黎庶。根据《礼记·曾子问》，可知当时地位卑贱的人，不能为尊贵的人作诔，年幼的或晚辈，不能为年长的作诔，假如天子驾崩，就要借上天的名义来作诔。且死者的谥号，是依据诔文的内容而定的。其礼节文饰实在是非常庄重的了。自从鲁庄公和宋人战于乘丘，因为马中流矢，坠车败绩，驾车的县贲父引咎自杀；其后庄公知道这不是他的错，乃作诔以祭吊其忠义。赐诔于士，这可以说是个开始。等到孔子去世，鲁哀公作诔以祭，详观他那“不慭遗一老”的悼辞，和最后“呜呼哀哉，尼父”的悲叹，虽然不是才思明达的佳作，但却保存了古人作诔的法式啊！至于柳下惠死后，其妻为他作诔，读来更是辞旨哀怨、情韵深长了!
暨乎汉世，承流而作。扬雄之诔元后，文实烦秽，沙麓撮其要，而挚疑成篇，安有累德述尊，而阔略四句乎！杜笃之诔，有誉前代；吴诔虽工，而他篇颇疏，岂以见称光武，而改盼千金哉！傅毅所制，文体伦序；苏顺崔瑗，辨洁相参。观其序事如传，辞靡律调，固诔之才也。潘岳构思，专师孝山，巧于叙悲，易入新切，所以隔代相望，能徽厥声者也。至如崔骃《诔赵》，刘陶《诔黄》，并得宪章，工在简要。陈思叨名，而体实繁缓。文皇诔末，百言自陈，其乖甚矣！
到了汉代，承袭古来的诔文法式，从事写作，例如扬雄奉王莽诏，为汉元帝皇后作的《元后诔》，措辞烦琐，芜杂不洁。《汉书·元后传》仅摘要地撮列其“太阴之精，沙麓之灵，作合于汉，配元生成”四句，可是后来西晋的挚虞却大意失检，在《文章流别论》里，竟以为这就是《元后诔》的完璧；其实哪里有列举圣德、赞述至尊的诔文，会疏阔简略到仅止于四句的道理呢？杜笃为大司马吴汉作的《吴汉诔》，曾获美誉于前代。《吴汉诔》虽然文辞工巧，但结尾数句颇嫌粗疏，难道因为曾获得光武帝的称赏，便使得大家另眼相看，得享千金的高价吗？傅毅作的《明帝诔》《北海王诔》等，文理畅达，序次分明。苏顺、崔瑗的文章，也辨析入理，简洁得当。他们叙述死者的生平行事，犹如史传，条理清晰，文辞靡丽，音律调和，可说是擅长诔词的高才了。潘岳作诔，构思立意时，专门师法苏孝山，尤善于叙述悲情，平易感人，文辞恳切。虽然他们两位，中隔曹魏，处于不同的时代；可是在作品方面，确能前后辉映，追美孝山的文坛声誉啊！至于像崔骃的《诔赵文》，刘陶的《诔黄文》，都深得诔词的写作法式。其作品精到处，在于简明扼要。陈思王曹植文名虽高，可是他所作的诔词，却内容繁复，结构松弛，而在《文皇诔》这篇文章的末尾，竟有百余言在寄托自身的哀愁。乖违诔文的体式，可说是莫此为甚了！
若夫殷臣咏汤，追褒玄鸟之祚；周史歌文，上阐后稷之烈；诔述祖宗，盖诗人之则也。至于序述哀情，则触类而长。傅毅之诔北海，云“白日幽光，雰fēn雾杳冥”。始序致感，遂为后式，影而效者，弥取于工矣。
至于殷商臣子咏赞成汤，必定追述有娀氏女简狄，吞食玄鸟之卵而生契的故事，用来褒美上天的赐福。周代史官歌颂文王、武王，也必定上考有邰氏女姜嫄，因为踏了巨人足迹而生后稷的传说，用来阐扬祖先的功烈。由此看来，在诔文中称述祖宗的盛德，是诗人作诔的自然法则啊！至于叙述哀思的感情，则须近取类似的事物，而加以引申发挥。如傅毅诔北海靖王云：“白日幽光，雰雾杳冥。”意思是说，悲伤的情绪，恰如白日失色，哀愁的心思，好比雾气杳冥。自从他开始叙写感人的情致以后，几乎就成了后代诔文写作的范式。大家模仿效法，如影随形，笔法之精到，更是越发巧夺天工了！
详夫诔之为制，盖选言录行，传体而颂文，荣始而哀终。论其人也，暧乎若可觌dí；道其哀也，凄焉如可伤：此其旨也。
详究诔文的体制，在于选录死者生前的嘉言懿行，运用传记的体裁，采行颂赞的文辞，以称述其光荣的事迹为开端，以哀悼其逝世作终结。当作者论述死者生前的人品时，仿佛他音容宛在，对面可见；称道生者的哀思情感时，则内心凄怆，犹如魂牵梦萦，伤心欲绝。这就是写作诔文的要旨所在啊！
碑者，埤pí也。上古帝皇，纪号封禅，树石埤岳，故曰碑也。周穆纪迹于弇yǎn山之石，亦碑之意也。又宗庙有碑，树之两楹，事止丽牲，未勒勋绩，而庸器渐缺。故后代用碑，以石代金，同乎不朽，自庙徂cú坟，犹封墓也。
“碑”，就是“埤”，有自卑增高的意思。上古时代，三皇五帝纪建名号，举行封禅，就在泰山之上，积土为坛，告示天神；在梁甫除地为墠，以祭地祇；树立石埤于山岳，所以命名曰“碑”。周穆王记录自己的姓名事迹于弇山之石，用来昭示后世子孙，这也是树碑的重要意旨。宗庙也有“碑”，立于东西两厢的廊柱间，它的功用起初只是用来拴系祭祀的牲口，并不刻勒任何的功勋事迹；到了后来，因为用铭刻事功的钟鼎彝器逐渐缺乏，于是便改用石碑来代替钟鼎，同样可以将人们生前的盛名流传不朽。自此以后，“碑”，便由原来宗庙的系牲，扩大到用于坟墓的刻石记功。石碑，就好像是增土封墓，便有了显扬贤哲功绩的意思了。
自后汉以来，碑碣云起。才锋所断，莫高蔡邕。观杨赐之碑，骨鲠训典；陈、郭二文，句无择言；周、胡众碑，莫非精允。其叙事也该而要，其缀采也雅而泽；清词转而不穷，巧义出而卓立；察其为才，自然而至矣。孔融所创，有慕伯喈；《张》《陈》两文，辨给足采，亦其亚也。及孙绰为文，志在于碑；温王郗庾，辞多枝杂；《桓彝》一篇，最为辨裁矣。
自后汉以来，方形的碑，圆形的碣，风起云涌，树立得非常多。在这众多作品中，论作者才华丰赡，笔锋犀利，没有人能超过蔡邕。我们看他为杨赐作的《司空文烈侯杨公碑》，以典谟训诰为文章的内容骨干，来显示他生前赋性正直，道德行迹，可以风范当世。“陈太丘”“郭有道”二碑，行文造语和生平行谊相符，实在是无懈可击；至于像《汝南周勰碑》《太傅胡广碑》，无不内容确切，精湛允当，恰到好处。他叙述事迹，完备扼要，联缀情采，典雅丰润，文辞清新圆转，余韵无穷；巧义蕴藉层出，风格卓立。看他行文运笔的才思，全是自然率真的流露，可说达到碑文的至境了。孔融作的碑文，有些是模仿蔡邕的，例如《卫尉张俭碑铭》及《诔陈某文》，说理敏捷，辞采充足，也可以说是仅次于蔡邕的大家了。孙绰为文，专心致志于碑文的写作，如他作的《温峤碑》《丞相王导碑》《太宰郗鉴碑》《太尉庾亮碑》等，词句大都支离破碎，缺乏条理，只有《桓彝碑》这一篇文章，最是明辨事理，剪裁得当。
夫属碑之体，资乎史才，其序则传，其文则铭。标序盛德，必见清风之华；昭纪鸿懿，必见峻伟之烈：此碑之制也。夫碑实铭器，铭实碑文，因器立名，事先于诔。是以勒器赞勋者，入铭之域；树碑述亡者，同诔之区焉。
撰述碑文，必须具备良史的才识。其记叙事迹，文字要像史乘中的传状；其称扬功德，要像钟鼎彝器的铭文。标举盛大的美德，必定要能显出清高儒雅的风范；表彰嘉言美行，必定明示崇高伟大的功烈，这就是写作碑文的大致要求啊！“碑”是记载铭文的器物，“铭”是刻于碑上的文辞，所以“碑”是因器物而建立的名称。它的产生，在“诔文”之前。因此刻文字于石上，用来赞扬生人的丰功伟绩时，应列于“铭”的范围之内；竖立石碑，记述逝者的道德人格时，则又与“诔文”的性质毫无二致了。
赞曰：写远追虚，碑诔以立。铭德纂行，光彩允集。观风似面，听辞如泣。石墨镌华，颓影岂戢jí。
总而言之：为了叙述死者生前的事迹，追念其人的功德，创立了“诔”和“碑”的体制。铭刻文字于石上，以发扬其功德，纂录生前行迹，以表达思慕之情；一切的荣光华彩，可说是完全荟萃于此了。观文中叙述的风范，使人有面晤其人的感受；听描述的哀伤文辞，会令人感动得泫然涕下。在石碑上镌刻的华丽辞藻，更可以供后人墨拓。这样一来，死者的颓风遗影，便可赖以长存；绝不会因为时日的久远，而湮没不彰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