赋宪之谥，短折曰哀。哀者，依也。悲实依心，故曰哀也。以辞遣哀，盖下流之悼，故不在黄发，必施夭昏。昔三良殉秦，百夫莫赎，事均夭枉，《黄鸟》赋哀，抑亦诗人之哀辞乎？
根据《汲冢周书》上的记载，周公颁布人死后赐名封号的谥法，凡短命而死的叫作“哀”。所谓“哀”，是依据心中悲悯的情怀产生的；因为悲伤的情怀，必须依内心的感触，才能表现于外，所以我们称这一类的文字为“哀”。用文辞来排遣哀情，乃是对幼辈夭折者的悼念，故不可用于寿终正寝的老人，必须施用于短命夭折的童子，或是出生未满三月就死亡的婴儿。从前秦伯任好死的时候，以子车氏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殉葬。这三个人，时人称为“三良”，大家认为纵然以百人之身，来替代三良之死，也无法赎回他们的性命啊！对于这些夭折枉死的事情，秦人特别为之赋《黄鸟》之诗，以发抒内心的哀悼。也许这就是诗人所作的“哀辞”吧！
暨汉武封禅，而霍嬗暴亡，帝伤而作诗，亦哀辞之类矣。降及后汉，汝阳王亡，崔瑗哀辞，始变前式。然履突鬼门，怪而不辞；驾龙乘云，仙而不哀；又卒章五言，颇似歌谣，亦仿佛乎汉武也。至于苏顺、张升，并述哀文，虽发其情华，而未极心实。建安哀辞，惟伟长差善，《行女》一篇，时有恻怛。及潘岳继作，实钟其美。观其虑赡辞变，情洞悲苦，叙事如《传》，结言摹《诗》，促节四言，鲜有缓句；故能义直而文婉，体旧而趣新，《金鹿》《泽兰》，莫之或继也。
汉武帝时，曾与宠臣侍从奉车都尉霍子侯，同往泰山祭天，回来后，霍子侯突得暴疾而死，武帝悼念哀痛不已，于是撰《伤霍嬗诗》，来记述他悲哀的情怀，这也可说是属于“哀辞”一类的作品了。到了东汉，汝阳王逝世，崔瑗作《汝阳王哀辞》，由此开始，才改变了前人写作的体式。然而文中如“履突鬼门”，意思是说你的脚步已迈入了鬼门关，实在造语怪诞，不成辞采。至于说“驾云乘龙”，形容死者已化为神仙，飞向极乐一类的比拟，则又毫无哀悼之意。同时又在末章运用了五言句法，使得这篇哀辞到最后犹如民歌童谣，这也许是模仿汉武帝《伤霍嬗诗》的形式吧！至于苏顺、张升二位，他们都作过哀吊的文章，虽然也能发挥才情，表现华美的辞采，但并未充分吐露内心实际的悲痛。建安时代的作家，只有徐幹的“哀辞”较佳。例如他所作的《行女篇》，字里行间时有悲恻忉怛的流露。到了晋朝潘岳，继续创作这种文体，兼备前人作品的各种优点。我们详观他的作品，可说是思虑丰赡、辞采多变、文情洞彻、悲思凄苦。叙述事迹，宛如《左传》，结尾造语，模仿《诗经》；全篇多属音节短促的四言，很少有声调缓慢的长句。故能义理质直而文辞委婉；体裁虽因袭旧式，而意趣却推陈翻新。例如他作的《金鹿哀辞》与《孤女泽兰哀辞》，已成空谷绝响，后世恐怕没有人能继承他的余音了！
原夫哀辞大体，情主于痛伤，而辞穷乎爱惜。幼未成德，故誉止于察惠；弱不胜务，故悼加乎肤色。隐心而结文则事惬，观文而属心则体奢。奢体为辞，则虽丽不哀；必使情往会悲，文来引泣，乃其贵耳。
推求哀辞的写作，其大致要领，是“用情”应以悲痛哀伤为主体，“措辞”要以表达对死者的爱怜惋惜为能事。因为他们年幼无知，尚无德业之可言，所以对他们的称赞，仅限于聪明敏慧；因为他们身体柔弱，还不足以胜任世务，所以对他们的悼念，只施之于发肤容色。以悲痛的心情写出来的哀辞，文情自能惬当动人。如果为了写哀辞，故意表示痛心，则文体必然浮夸不实。以浮夸的措辞，作为文章的体式，则辞采虽然华丽，却没有哀悼的感情。所以必须使感情的流露，能会合悲悼；文章读起来，能引人垂泣，才算是可贵的佳作啊！
吊者，至也。诗云：“神之吊也。”言神至也。君子令终定谥，事极理哀，故宾之慰主，亦以至到为言也。压溺乖道，所以不吊矣。又宋水郑火，行人奉辞，国灾民亡，故同吊也。及晋筑虒sī台，齐袭燕城，史赵苏秦，翻贺为吊，虐民构敌，亦亡之道。凡斯之例，吊之所设也。或骄贵以殒身，或狷忿以乖道，或有志而无时，或行美而兼累，追而慰之，并名为吊。
所谓“吊”，根据《尔雅·释诂》上的说法：“吊，至也。”这就是人至丧家，表达慰问同情的意思。《诗经·小雅·天保》篇说：“神之吊矣。”是说神灵感应而至。在位的君子，寿终正寝以后，要议定谥号，这乃是人事的极致，情理上的至哀，所以宾客前往吊慰丧主，必定要以“至”为名啊！至于被压死或溺毙的，都属乖违天道；死不得礼，可以无须吊丧。如鲁庄公十一年，宋国发生水灾，鲁昭公十八年，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发生火灾，各国都曾经派遣使者，向受灾的国家，致慰问之意，这是因为国家遭受灾祸，人民遇难而死，同样地要前往吊慰。至于晋平公筑虒祁宫，本属劳民伤财的事，而郑国宰相游吉却前往道贺。晋太史史赵，乃以此事为可吊而非可贺之事。又如齐宣王乘燕国办理丧事的时候，攻下燕国十城，以后苏秦游说齐王，先贺其取得燕国十城，后吊其将结怨秦国。这种虐待百姓、制造仇敌的做法，也就是亡国之道。大凡这一类的例子，就是吊文设立的来源啊！我们观察古人，有的是因为骄奢无度而丧失生命，有的是狷介忿激而乖违中道，有的是胸怀壮志而生不逢时，有的是身负奇才而有失德之累。后人为了追念他们的生平行事之迹，所以大做文章，吊慰他们。凡是这一类的文章，一概称之为“吊祭文”。
自贾谊浮湘，发愤吊屈。体周而事核，辞清而理哀，盖首出之作也。及相如之吊二世，全为赋体；桓谭以为其言恻怆，读者叹息。及卒章要切，断而能悲也。扬雄吊屈，思积功寡，意深反《骚》，故辞韵沉膇zhuì。班彪、蔡邕，并敏于致诘。然影附贾氏，难为并驱耳。胡阮之吊夷齐，褒而无间，仲宣所制，讥呵实工。然则胡阮嘉其清，王子伤其隘，各其志也。祢衡之吊平子，缛丽而轻清；陆机之吊魏武，序巧而文繁。降斯以下，未有可称者矣。
自贾谊谪为长沙王太傅后，他南渡湘水时，作《吊屈原文》，以发抒内心的愤懑。这篇文章可说是结体周密而叙事赅实，辞采清丽而说理哀伤，可谓“吊文”中第一篇杰出的作品。及至司马相如伴武帝游经秦二世被杀的“宜春宫”，心有所感，而作《吊秦二世文》，这篇文章全部是运用汉赋铺张扬厉的笔法写的。桓谭认为此文悲恻凄怆，足令读者慨叹不已；尤其篇末结语，更是精要切当，感情逼真，足以令人引发悲情啊！扬雄作《反离骚》以吊屈原，虽是苦思积虑，然而功效不佳，或许是因为他立意在反《离骚》，过分执着，所以辞藻音节都累赘板滞，缺乏活泼灵动的机趣。其他如班彪的《悼离骚文》，蔡邕的《吊屈原文》，这些都是擅于提问，发抒内心感受的作品；然而却因为他们都刻意模拟贾谊的写作技巧，所以也就很难和贾谊并驾齐驱了。至于胡广、阮瑀两家的《吊夷齐文》，都是褒奖他们美好的一面，对于他们的行事毫不置评；而王粲作的《吊夷齐文》，对于伯夷、叔齐二人的讥斥呵责，用词非常工巧。如果我们两相比较，就可以了解：胡广、阮瑀主要是赞许伯夷、叔齐的清高，而王仲宣却哀伤他们胸襟过分狭隘。他们所以有这种不同的看法，主要是彼此的思想观念不同的缘故啊！至于祢衡的《吊平子文》，辞采繁缛华丽，笔调轻灵爽朗。陆机的《吊魏武帝文》，序言精巧，而辞采烦琐。自此以下，“吊祭”一类的文章虽多，但已经没有特别突出、值得称道的作品了。
夫吊虽古义，而华辞末造；华过韵缓，则化而为赋。固宜正义以绳理，昭德而塞违，剖析褒贬，哀而有正，则无夺伦矣！
我们细加推究“吊祭文”之在古代，其功用仅止于问终吊丧；至于讲究华词丽句，则属后世人们共同的爱好。辞藻过分华丽，甚而至于韵调缓慢，就自然转化而成“辞赋”的体式。所以我们应当端正“吊文”的正当义用，作为写作的理则，彰明吊文的美德，以杜塞后人不当的手法，剖析入微，褒贬得中，务使“哀吊”的情感合于正道，如此一来，行文措辞就不会丧失伦次了。
赞曰：辞之所哀，在彼弱弄。苗而不秀，自古斯恸。虽有通才，迷方失控。千载可伤，寓言以送。
总而言之：“哀辞”的运用范围，在专对短寿夭折的幼辈。因为他们华年早逝，犹如禾苗在尚未吐穂扬花的时候，就已经枯萎夭折了，自古以来，令人悲恸的事，可说是莫此为甚。而博学通达的才士们，由于迷失方向，失却控制，未能针对“哀吊”的体式，抒写不朽之作，即使是在千年以后，亦足以令人惋惜。因此，唯有寄托悲情于“哀吊”之文，才足以安慰那些九泉之下的英灵于万一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