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术之子，博雅之人，藻溢于辞，辩盈乎气。苑囿文情，故日新殊致。宋玉含才，颇亦负俗，始造对问，以申其志，放怀寥廓，气实使文。及枚乘摛艳，首制《七发》，腴辞云构，夸丽风骇。盖七窍所发，发乎嗜欲，始邪末正，所以戒膏粱之子也。扬雄覃思文阁，业深综述，碎文琐语，肇为《连珠》，其辞虽小而明润矣。凡此三者，文章之枝派，暇豫之末造也。
凡才智骏发、学识丰富的士子，博通万事、气宇儒雅的文人，当他属笔为文的时候，绚丽的藻采，洋溢于文辞之中；发言辩说之际，唇吻之间，充满着锋发的意气。由于炳焕的文采和飞扬的情感交相荟萃，所以在文学的领域中日新又新，造成各种特殊的风格与情致。楚国大夫宋玉含藏不世的才华，遗世独立，颇受世俗的讥评，因此他开始造作“对问”，向楚襄王申明自己孤高不群的心志，放纵襟怀，开阔视野，岸然以凤、鲲自比。他那种禀赋卓特的气度，实足以驾驭瑰奇的文思，达到与众迥异的境地。到了西汉景帝时，枚乘舒展艳才，首先制作《七发》，其辞藻的丰腴，好像彩云般的鲜明交错，思想的夸诞绮丽，犹如飙风似的拔地挺起。大抵说来，人类眼、耳、口、鼻七窍，所发生的视、听、食、息各种官能，都因个人的嗜好欲念而产生。所以此文始于满足声、香、味、色的邪途，终于纳入妙道的正轨，其目的就在告诫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啊！扬雄性情沉默而好深湛之思。其在天禄阁校书多时，以渊博深厚的学养，综述研究的心得，连缀那些零金碎玉的丽辞美句，始创“连珠”之体。文辞虽然小巧不长，但蕴含的情趣，却已经明朗温润了。以上所说的三种体式，都可以说是文章的分枝流派，专供闲暇的人们娱情悦性的雕虫小技。
自《对问》以后，东方朔效而广之，名为《客难》，托古慰志，疏而有辨。扬雄《解嘲》，杂以谐谑，回环自释，颇亦为工。班固《宾戏》，含懿采之华；崔骃《达旨》，吐典言之裁；张衡《应间》，密而兼雅；崔寔《答讥》，整而微质；蔡邕《释诲》，体奥而文炳；景纯《客傲》，情见而采蔚：虽迭相祖述，然属篇之高者也。至于陈思《客问》，辞高而理疏；庾敳ái《客咨》，意荣而文悴。斯类甚众，无所取才矣。原夫兹文之设，乃发愤以表志。身挫凭乎道胜，时屯寄于情泰，莫不渊岳其心，麟凤其采，此立体之大要也。
自从宋玉的“对问”以后，东方朔更仿效这种体裁加以推广，他的作品叫作《答客难》。其内容在假托古人的情怀，以宽慰自己的心志，叙事通畅，析理明辨。扬雄作《解嘲》，间杂着诙谐戏谑的语调，反复解释人们的讥讽，并说明自己遵从太玄的道理。遣辞用事，颇为工巧。班固的《答宾戏》，蕴藏着华美的文采。崔骃的《达旨》，吐露着典雅的体式。张衡的《应间》，结构绵密而兼含雅正。崔寔的《答讥》，叙述严整而微带质朴，蔡邕的《释诲》，体旨隐奥而文采炳焕。郭璞的《客傲》，真情流露而辞采绚丽。综上以观，虽然迭相宗奉“对问”的体式，继续制作许多不同的篇章；然而这些作品，却都出于名家的手笔啊！至于像陈思王曹植的《客问》，措辞高妙而说理空疏，庾敳的《客咨》，含意丰富而文辞枯燥。诸如此类的作品很多，辗转模拟，实则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。详考“对问体”写作的要旨，乃在发抒愤慨，表达情志。立身行事遭受挫折时，则凭借正道的修明以自慰；时运不济发生困顿时，则寄托达观的心情以俟命。其抒发之情怀，莫不如山岳的高旷，海洋的渊深；其润饰的丹采，无不像凤羽的鲜明，麟角的奇伟，这就是写作“对问”的主要法则啊！
自《七发》以下，作者继踵，观枚氏首唱，信独拔而伟丽矣。及傅毅《七激》，会清要之工；崔骃《七依》，入博雅之巧；张衡《七辨》，结采绵靡；崔瑗《七苏》，植义纯正；陈思《七启》，取美于宏壮；仲宣《七释》，致辨于事理。自桓麟《七说》以下，左思《七讽》以上，枝附影从，十有余家。或文丽而义暌，或理粹而辞驳。观其大抵所归，莫不高谈宫馆，壮语畋tián猎。穷瑰奇之服馔，极蛊媚之声色。甘意摇骨髓，艳词动魂识，虽始之以淫侈，而终之以居正。然讽一劝百，势不自反。子云所谓“犹骋郑卫之声，曲终而奏雅”者也。唯《七厉》叙贤，归以儒道，虽文非拔群，而意实卓尔矣。
自从枚乘的《七发》以后，仿效而作的接踵而起。观枚氏首先创立的作品，诚然独树一帜，瑰玮壮丽。时至东汉，傅毅的《七激》，颇能会合清丽简要的技巧；崔骃的《七依》，进入淹博典雅的妙境；张衡的《七辨》，结构绵密而辞采靡丽；崔瑗的《七苏》，义旨精纯而态度平正；曹植的《七启》，以宏深雄壮的美辞取胜；王粲的《七释》，以论说事理的辩才见长。从桓麟的《七说》以后，到左思《七讽》以前，这一个时期的作品，纷纭杂出，如同枝之附干，影之随形，前后相继，十有余家。有的文采绮丽而义旨乖违，有的论理精粹而措辞驳杂。详观各家作品的大致趋向，无非是高谈宫殿馆阁的华丽，放言冶游狩猎的逸乐；畅叙珍贵特异的美服佳肴，以享尽口体的奉养，描述妖艳狐媚的淫声美色，以满足视听的欢娱。甜情蜜意，足以摇荡骨髓；香词艳语，颇能惑乱心魂。这一类的文章，虽然以淫靡夸侈的描写开始，但最后却能用警惕讽谏的正道结束。可是毕竟由于讽谏的功能较少，诱劝的作用居多；其情势的影响，正如江河日下，无法使人弃邪恶而返回正道。诚如扬子云说的，“先驰骋郑卫的淫靡之音，等到曲调终了时，再补奏雅颂之乐，聊作点缀”罢了。只有马融作的《七厉》，叙述贤良，并以儒家仁义之道为依归；虽然文辞没有出类拔萃之处，但揭示的意旨，实在是卓然特立、不同凡响了！
自《连珠》以下，拟者间出。杜笃、贾逵之曹，刘珍、潘勖之辈，欲穿明珠，多贯鱼目。可谓寿陵匍匐，非复邯郸之步；里丑捧心，不关西施之颦矣。唯士衡运思，理新文敏，而裁章置句，广于旧篇，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！夫文小易周，思闲可赡。足使义明而词净，事圆而音泽，磊磊自转，可称珠耳。
自从扬雄的“连珠”以后，争相模拟的作者，乘间杂出。如杜笃、贾逵、刘珍、潘勖这一班人，均极力仿效，想创作高贵的作品。但大多都是鱼目混珠，写成低劣的文章。这种情形，正像《庄子·秋水篇》记载的，一位燕国寿陵的青年到赵国首都邯郸学走路，不但没有学到新的技能，反而忘掉了自己原来的步法。又如《天运篇》上所说的，与西施同里的丑女，故意捧心作态，模仿西施因病心蹙眉之美，想惹人怜爱；事实上，这和西施的颦眉毫不相干啊！唯有陆士衡运用心思，情致清新，文笔敏捷，在剪裁篇章、安排语句方面，较之于旧有作品，层面更加广阔；莫非是羡慕朱仲献给鲁元公主四寸的玉珰，有意以长篇巨幅为美吗！至于体制短小的文章，结构易于周密紧凑，思绪比较怡然安闲，内容更可丰赡无遗。如此足以使文义明达，辞藻凝练，叙事圆通，声调润泽，字字如珠玑般地运转自然。这样，才名副其实的可以称为“连珠”之体了。
详夫汉来杂文，名号多品。或典诰誓问，或览略篇章，或曲操弄引，或吟讽谣咏。总括其名，并归杂文之区；甄别其义，各入讨论之域。类聚有贯，故不曲述也。
详考汉代以来的各体杂文，名称不同，品类繁多，例如有奉为常法的“典”，用作敕诫的“诰”，约束盟守的“誓”，咨询言事的“问”。或提供展阅参考的“览”，简举概陈的“略”，论述专题的“篇”，记叙情实的“章”。或委屈道情的“曲”，抒写志节的“操”，新奏小曲的“弄”，导言本末的“引”。或发抒忧思的“吟”，论辞隐喻的“讽”，信口徒歌的“谣”，长声讴唱的“咏”。统括这些名称，都可以划归杂文的范围；区别各个意蕴，也可以分别纳入本书其他相似篇体中去讨论。类聚群分，各有不同的条贯系统。所以本人在此，就无须详加赘述了。
赞曰：伟矣前修，学坚才饱。负文余力，飞靡弄巧。枝辞攒映，嘒huì若参昴mǎo。慕颦之徒，心焉只搅。
总而言之：前代贤哲之士真是伟大啊！他们学识坚卓，才情酣畅，运用自己著述研究的余力，去写作靡丽的辞采、巧妙的篇章。分枝攒集，映照文坛。这些杂文作品，正像参、昴二星，将其微弱的光芒，散发在广远寥廓的空际。文章的本质在抒发心志，自当以诚为贵。那些艳羡西子的美貌，而矫情效颦的人，却言与志反，务华弃实。这样，徒然搅乱自己的本心，于文学内涵的提升，又有何补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