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辟草昧，岁纪绵邈，居今识古，其载籍乎？轩辕之世，史有仓颉，主文之职，其来久矣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史载笔。”史者，使也。执笔左右，使之记也。古者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言经则《尚书》，事经则《春秋》也。唐虞流于典谟，夏商被于诰誓。自周命维新，姬公定法，紬chōu三正以班历，贯四时以联事，诸侯建邦，各有国史，彰善瘅dàn恶，树之风声。自平王微弱，政不及雅，宪章散紊，彝伦攸斁dù。
自从洪荒初开、宇宙草创以来，年代经历久远。我们居处今日，想要知道古人的事迹，恐怕只有靠着史书的记载了吧！相传黄帝时代，就有史官仓颉掌理文书记事的职务。由此看来，史官的沿革，由来已经很久了。《礼记·曲礼》云：“史官始执笔以记事。”所谓“史官”者，是受君王的差遣，执笔随侍左右，以记录国君的言行。上古时代的制度，左史专门记言，右史专司记事。记言的经典就是《尚书》，记事的经典就是《春秋》。唐虞史迹，流传到今天的，计有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大禹谟》《皋陶谟》等；夏商史实，被覆到后代的，计有《尚书》中的《甘誓》《汤誓》《仲虺huǐ之诰》《汤诰》等。自从周公除旧布新，辅佐武王建立国家以来，周公制礼作乐，考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正朔，以颁布历法，贯通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的节令，以配合人事，而诸侯建邦立国，各有自己的史官，从事表彰善良、批判邪恶，以树立善良的风气。但是自从周平王东迁以后，国势衰弱不振，没有能力推行礼乐教化，以致法纪散乱，纲常败坏。
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，伤斯文之坠，静居以叹凤，临衢而泣麟，于是就太师以正《雅》《颂》，因鲁史以修《春秋》。举得失以表黜陟，征存亡以标劝戒；褒见一字，贵逾轩冕；贬在片言，诛深斧钺。然睿旨幽隐，经文婉约，丘明同时，实得微言。乃原始要终，创为传体。传者，转也；转受经旨，以授于后，实圣文之羽翮hé，记籍之冠冕也。
当时孔子担心王道的缺失，感伤礼乐的沉坠，平时闲居，叹“凤鸟不至”；到五父之衢，悲麒麟之出现，不得其时，自伤才士之不为朝廷所用。于是孔子就求教于鲁国的太师，订正《雅》《颂》之乐；依照鲁国史记，撰修《春秋》。列举政治的得失，来表示褒扬与贬抑之意；征验各国的兴亡事迹，以标明劝善与惩恶之旨。如果有人蒙受孔子一字的褒奖，其荣宠超过高官厚禄的赠予；受到片言的贬抑，其耻辱有甚于斧钺刑罚的诛戮。然而，圣人之言，义旨深远，幽隐含蓄。《春秋经》的措辞，委婉曲折，要言不烦，幸左丘明与仲尼同时，深得圣人设教立说的微言大义；于是推本穷原，追末寻终，考求史实的来龙去脉，创例发凡，制定了纪传的体例。所谓“传”者，辗转传递的意思。将经文的意旨，以传示后学。所以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实在是圣文的辅翼、史籍中的翘楚啊！
及至纵横之世，史职犹存。秦并七王，而战国有策。盖录而弗叙，故即简而为名也。汉灭嬴项，武功积年。陆贾稽古，作《楚汉春秋》。爰及太史谈，世惟执简，子长继志，甄序帝绩。比尧称典，则位杂中贤；法孔题经，则文非玄圣。故取式《吕览》，通号曰纪。纪纲之号，亦宏称也。故“本纪”以述皇王，“世家”以总侯伯，“列传”以录卿士，“八书”以铺政体，“十表”以谱年爵，虽殊古式，而得事序焉。尔其实录无隐之旨，博雅弘辩之才，爱奇反经之尤，条例踳落之失，叔皮论之详矣。
到了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，虽王纲解体，兵连祸结，但史官职司尚还存在。秦始皇吞并六国，统一天下后，继孔子《春秋经》，而有《战国策》。此书，主要是战国游说之士所为的谋略，乃记载当世的实录，无评述之笔。所以刘向校书，就其内容特质，称其为《战国策》。汉高帝刘邦起义入关，灭了嬴秦、项羽，武功彪炳，历有年所。太中大夫陆贾，稽考往古，叙述时事，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到了太史公司马谈，其家世代担任执简记事的史官；子长继承父志，才分别记述历代帝王的功绩，写成《史记》一书。司马迁本想比拟《尚书》上的尧、舜典谟来命名，但他觉得书中所载的历代帝王，不全是贤圣之君；想仿效孔子以《春秋》题经之法命书名，又自觉文章非出于圣人手笔，所以退而求其次，采取《吕氏春秋》的体式，列叙天子的行事，通号曰“纪”。“纪”者，纲纪庶品、统领万物之意，用此定名，也算得上是宏大俊伟了。故“本纪”用以记述历代帝王的行事，“世家”用以总论侯伯的世代，“列传”用以记录卿士的行状，“八书”用以铺叙政治的体制，“十表”用以列举诸侯的世系封爵。如此，虽然不合古代史籍著述的法式，但却深得记事的要领啊！至于实事实录，毫无隐讳的义旨；广博雅健，弘通辩捷的才华；崇尚黄老，轻薄五经的过失；条例乖舛，错杂踳驳的缺点，班彪在他的《史记论》里，已批评得很详细了。
及班固述汉，因循前业，观司马迁之辞，思实过半。其“十志”该富，赞序弘丽，儒雅彬彬，信有遗味。至于宗经矩圣之典，端绪丰赡之功，遗亲攘美之罪，征贿鬻笔之愆，公理辨之究矣。观夫左氏缀事，附经间出，于文为约，而氏族难明。及史迁各传，人始区分，详而易览，述者宗焉。及孝惠委机，吕后摄政，史班立纪，违经失实，何则？庖牺以来，未闻女帝者也。汉运所值，难为后法。牝鸡无晨，武王首誓；妇无与国，齐桓著盟；宣后乱秦，吕氏危汉：岂唯政事难假，亦名号宜慎矣。张衡司史，而惑同迁固，元帝王后，欲为立纪，谬亦甚矣。寻子弘虽伪，要当孝惠之嗣；孺子诚微，实继平帝之体；二子可纪，何有于二后哉？
到后来班固撰述《汉书》，遵循前人的绪业，尤其太初以前的史事，在行文叙事方面多本《史记》，如果拿太史公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加以对照，其真相便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了。《汉书》“十志”的内容，周备宏富，论赞序例，弘肆典丽，柔和温雅，文质得中，诚然具有古代典诰的遗风和韵味。至于秉承五经，取法圣文的典雅；条理井然，内容丰赡的功效；掠其父述作之美，而言不及亲的过错；收受他人贿赂，出卖史笔的罪尤，仲长统在《昌言》里，已辨析得很精详了。试观《春秋左氏传》的缀述行事，比附经义的论说，往往出于字里行间；因为措辞简约，而于人物氏族难免交代不清。到了司马迁撰《史记》，才将皇王、侯伯、卿士分别纪传，于是人物世系，乃开始区分；叙事详明，便于阅览。后来撰述史书者，因而奉为写作的龟鉴。及至孝惠帝，每日沉湎淫乐，委弃国家机务于不顾，以致英年早逝，于是吕后临朝称制，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里，都特别立了《高后纪》，这实在是违反经义，不合史实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国自庖牺氏以来，从来没听说过女人称帝的事啊！吕后干政，这是汉代国运的不幸，更难为后世永久的典范。《尚书·牧誓》曾云：“牝鸡无晨。”是说女人不能干预外事。此武王伐纣，牧野誓师的重要誓词。《谷梁传·僖公九年》谓：“妇无与国。”言妇女不得参与国家大事，这是齐桓公“葵丘会盟”，所立下的禁约。何况秦时，昭王的母亲宣太后，由于和匈奴义渠戎王私通，使秦国陷于紊乱。汉高帝之后吕氏，因为擅自废帝更立，危害汉室的根基。由这些事件证明，岂仅是政治事权难以假借于妇人，就是名位称号的安排，也应谨慎小心啊！张衡职司东观，掌理史笔，曾条陈史迁、班固所叙史迹和典籍不合的有十余件之多，但他对写作体例的不清楚，正和司马迁、班固相同。他认为应该为元帝王皇后立纪，此说更是荒谬至极。推究常山王弘虽伪称张后之子，但毕竟他是孝惠皇帝的后嗣；孺子婴诚然幼弱，但确实是平帝的继承人。单凭这些条件，为二帝立纪已有足够的理由了，至于吕、王二后，又何立“纪”之有哉！
至于《后汉》纪传，发源《东观》。袁、张所制，偏驳不伦；薛、谢之作，疏谬少信。若司马彪之详实，华峤之准当，则其冠也。及魏代三雄，记传互出。《阳秋》《魏略》之属，《江表》《吴录》之类。或激抗难征，或疏阔寡要。唯陈寿《三志》，文质辨洽，荀张比之于迁固，非妄誉也。
至于后汉的帝纪史传，发源于刘珍等人撰述的《东观汉记》。其中袁山松的《后汉书》、张莹的《后汉南记》，内容偏颇驳杂，毫无伦次。还有薛莹的《后汉记》、谢承的《后汉书》，辞义疏漏错谬，缺乏真实性。像司马彪《续汉书》的详赡真实，华峤《汉后书》的准确精当，与后汉各史家的著述相较，可以称得上是后汉纪传中的冠冕了。到了曹魏三国鼎立时代，记志史传，层出不穷。像孙盛《晋阳秋》、鱼豢《魏略》这些著述，以及元帝时代，虞溥《江表传》、张勃《吴录》此类作品，有的偏激直言，难以客观置信；有的组织松散，缺乏要领。只有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文辞博辩，内容恰适，荀勖、张华把他媲美司马迁、班固，相信这绝非妄加称誉啊！
至于晋代之书，繁乎著作。陆机肇始而未备，王韶续末而不终，干宝述《纪》，以审正得序；孙盛《阳秋》，以约举为能。按《春秋经传》，举例发凡；自《史》《汉》以下，莫有准的。至邓粲《晋纪》，始立条例。又摆落汉魏，宪章殷周，虽湘州曲学，亦有心典谟。及安国立例，乃邓氏之规焉。
到了晋代，史书的撰述十分繁盛。陆机首先作《晋纪》四卷，惜其体例尚未完备。王韶撰《续晋纪》十卷，只写到义熙九年，也未能终竟其事。干宝作《晋纪》二十卷，此书持理正大，能掌握序事的体要。孙盛著《晋阳秋》二十二卷，词直义畅，以简约为能事。按验《春秋经传》的作法，无论是叙事、褒贬，发凡起例，都有它一定的写作准绳。可是自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以下，史家著述，可以说都没有客观的标准为依据。到了邓粲撰《晋纪》，才开始创立条例，摆脱汉魏史书的现象，效法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的成规，虽然这位长沙人邓粲，并非博学通儒，只是那乡间一曲之才，可是他留心古圣先贤的著作体制，也足令后人取法了。等到孙盛著《晋阳秋》二十二卷，所建立的史书体例，就是承继邓氏遗留的规模啊。
原夫载籍之作也，必贯乎百氏，被之千载，表征盛衰，殷鉴兴废，使一代之制，共日月而长存，王霸之迹，并天地而久大。是以在汉之初，史职为盛。郡国文计，先集太史之府，欲其详悉于体国。阅石室，启金匮，抽裂帛，检残竹，欲其博练于稽古也。是立义选言，宜依经以树则；劝戒与夺，必附圣以居宗。然后诠评昭整，苛滥不作矣。
推原史籍的写作原则，必须具有贯穿百王、流被千载的知识程度，才能作国家盛衰的表征，后世兴废的殷鉴，使一代的典章制度，明并日月而不朽；兴王建霸的事迹，永同天地而长存。所以在汉代初年，史官司的职司特别受到尊重，当时凡郡县封国的文书簿籍，首先要汇集到太史官署，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详细体察国事啊。同时史官也要阅览国家收藏的数据，开启库存的书籍，详读缣帛上的记载，检查简册中的文献，其用意是要他们能广博熟练稽考古迹啊。所以史传之作，设立义例、选取言辞，应该遵照经传来树立准则；劝善诫恶，取与裁夺，必须依附先圣的言论为宗旨。而后在诠释评骘的时候，自然而然能做到事理明白，有条不紊。苛刻浮滥的笔调，就不会产生了。
然纪传为式，编年缀事，文非泛论，按实而书。岁远则同异难密，事积则起讫易疏，斯固总会之为难也。或有同归一事，而数人分功，两记则失于复重，偏举则病于不周，此又铨配之未易也。故张衡摘史班之舛chuǎn滥，傅玄讥《后汉》之冗烦，皆此类也。
然而“纪”“传”为撰写史书的体例，“纪”用以编年，“传”用以缀事，行文措辞不能作浮泛之论，必须按照史实记载，但如年代久远的，资料残缺不全，则记述的同异，很难与事实密合；如果传说纷纭，数据繁多，则叙述时从头到尾，又极易疏略挂漏。由此可知，综合史料，融会事理，实被史家引为困难之事。有的同为一事，必须分属数人加以说明，才能毕其事功。但是如一事分作两处记载，有重复的毛病，若一方单举，有不够周全的缺憾，这又是权衡轻重、相互配合的一大困难啊！故张衡指摘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错误不精，傅玄讥评《后汉书》的冗赘烦琐，可以说都是受到这些因素的拖累啊！
若夫追述远代，代远多伪。公羊高云“传闻异辞”，荀况称“录远略近”，盖文疑则阙，贵信史也。然俗皆爱奇，莫顾实理。传闻而欲伟其事，录远而欲详其迹。于是弃同即异，穿凿傍说，旧史所无，我书则传。此讹滥之本源，而述远之巨蠹dù也。至于记编同时，时同多诡，虽定、哀微辞，而世情利害。勋荣之家，虽庸夫而尽饰；迍zhūn败之士，虽令德而嗤埋，吹霜喣xǔ露，寒暑笔端：此又同时之枉，可为叹息者也！故述远则诬矫如彼，记近则回邪如此，析理居正，唯素心乎！
至于追述远代的史实，年代愈远，伪讹愈多，公羊高曾经说过：“传闻的史实，往往说法不一。”荀况也说：“远略近详。”意思是指远代传说不一，只能记载简略；近代史实可知，记录自须详细。所以史料有疑问时，应该悬阙，以待后贤证实，不可妄下判断。这就是崇尚信史的精神啊！然而一般史学家多喜欢奇诡不经，甚而不顾事理的真相，对于传说不一的史迹，往往单凭一己的构思，铺张扬厉，夸大其内容。记述远代的历史，常常用依托的方式，舍弃同乎史实的记载，迁就传闻的异辞，任意牵合，附会众说，自以为旧史向无记载，只有我作的书内容广博，这实在是史传伪讹浮滥的根源，记述古史的巨大蠧害啊！至于记编当代史实的，因为时处同代，记载多讹诡不经。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在和他同代的定、哀二公之间，措辞每多隐晦不明，这完全是顾虑到世俗常情，权衡当时利害，不得不然的。对于那些功勋卓著的世家巨室，即令是才具平庸的人，也会尽量夸饰；对那些困顿失意的寒士，纵有高超的德行，也常遭受讥笑埋没。史家行文，全凭一己的私意褒贬，不尚客观，其影响之大，如同吹寒气可凝酷霜，呵暖气就降甘露，如此冷热无常，全决定于下笔时的一念之间，这又是撰述同代史事，乱发谬论的过失，真令人扼腕叹息啊！故叙述远古的历史，则诬妄不实如彼；记录同代的事迹，又邪曲不正如此。所以要想达到剖析事理、守正不阿的理想，只有心存公正的人士才能做到吧？
若乃尊贤隐讳，固尼父之圣旨，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；奸慝tè惩戒，实良史之直笔，农夫见莠yǒu，其必锄也：若斯之科，亦万代一准焉。至于寻繁领杂之术，务信弃奇之要，明白头讫之序，品酌事例之条，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。然史之为任，乃弥纶一代，负海内之责，而赢是非之尤。秉笔荷担，莫此之劳。迁、固通矣，而历诋后世。若任情失正，文其殆哉！
对尊长贤能的人，隐讳他们的缺失，这本是孔子撰修《春秋》的意旨之一。因为孔子认为细微的瑕疵，是不能玷辱美玉的质地的。而惩罚奸凶，告诫邪恶，才是良史的正直笔法。优良史家的写作，要抱定像农夫见到莠草，必须一一拔除的心理。此一写作的科条，也正是史家万代不变的准绳啊！至于对史料寻绎繁复、统领驳杂的方法，务求信实、摒弃奇诡谬传的要领，行文叙事、注意起讫明畅的程序，博收约取，斟酌发凡起例的条件，如果史学家能通晓写作的大纲要领，纵然万事纷纭，也可以贯通一致了。讲到史官的任务，他是负有综合整理一代的史实、澄清天下的言责的，但也容易招来一些是非怨尤。史家执笔为文，自然担负着撰书记事的重责大任，因而也承受着遭受怨尤的风险。再也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辛劳的了。像史迁、班固一代博学通达的良史，尚且受到后世很多学者的批评，假使私人任凭自己的好恶，失去公正的立场，而高下在心，是非笔端；那么，史传的价值，岂不岌岌可危，不足信赖了吗！
赞曰：史肇轩黄，体备周孔。世历斯编，善恶偕总。腾褒裁贬，万古魂动。辞宗丘明，直归南董。
总而言之：史传之文兴起于轩辕黄帝的时代，其著述体例，到周公、孔子始渐臻完备。历代世事的变革，都曾集于简册，人间的是非善恶，皆总括于史籍。历史上有人因为受到史笔的褒扬，声名流传千古；也有人因为受到贬斥，身价全失，遗臭万年。史家秉笔，消息万古，其力量之大，足以令人惊心动魄。所以史传的文辞，要以《春秋左氏传》为宗祖；至于公正不阿的态度，应以齐国的南史氏、晋国的董狐氏为准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