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帝御宇，其言也神。渊嘿mò黼fǔ扆yǐ，而响盈四表，其唯诏策乎！昔轩辕唐虞，同称为命。命之为义，制姓之本也。其在三代，事兼诰誓。誓以训戎，诰以敷政，命喻自天，故授官锡胤。《易》之《姤gòu》象：“后以施命诰四方。”诰命动民，若天下之有风矣。降及七国，并称曰命。命者，使也。秦并天下，改命曰制。汉初定仪，则命有四品：一曰策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诏书，四曰戒敕。敕戒州部，诏诰百官，制施赦命，策封王侯。策者，简也。制者，裁也。诏者，告也。敕者，正也。
皇帝统治天下寰宇，所言威若神明。天子背靠绣着斧纹的屏风，南面而王，以对诸侯。虽沉默寡言，但政令却能达于四方八表，究其所以致此的原因，则昭告天下，敕命公侯的“诏策”，恐怕是唯一的因素吧！在黄帝、唐尧、虞舜的时候，王言通称为“命”。“命”的意思，是给立功有德的臣子赐以姓氏。到夏、商、周三代，“命”始兼有“诰”“誓”的作用。“誓”用来训诫军旅，“诰”用来颁布政效。“命”之为用，得自上天，故能任命官爵，赐姓传代，降福子孙。《易经·姤卦》象辞说：“天下有风，姤，后以施命诰四方。”意思是说，天子效法姤卦之象，颁布诏命，诰戒四方；其震撼人心的力量，犹如大地狂风，拂动草木一般，使万民景从。时至战国，各国诸侯都叫作“命”。“命”，就是使令之义。秦王兼并天下，把“命”改为“制”。汉朝初年，制定朝仪，又把“命”区分为四个品类：一是“策书”，二是“制书”，三是“诏书”，四是“戒敕”。“戒敕”之为用，在告诫州牧刺史；“诏书”之为用，在昭告文武百官；“制书”之为用，在颁布赦令；“策书”之为用，在册封王侯。策谓“简册”，制谓“裁决”，诏谓“昭告”，敕谓“纠正”。
《诗》云“畏此简书”，《易》称“君子以制数度”，《礼》称“明神之诏”，《书》称“敕天之命”，并本经典以立名目。远诏近命，习秦制也。《记》称“丝纶”，所以应接群后。虞重纳言，周贵喉舌，故两汉诏诰，职在尚书。王言之大，动入史策，其出如綍fú，不反若汗。是以淮南有英才，武帝使相如视草；陇右多文士，光武加意于书辞：岂直取美当时，亦敬慎来叶矣。
《诗经·小雅·出车》篇云“畏此简书”，是说要敬畏君王的戒命。《易经·节卦》象辞云“君子以制数度”，是说君子效法节卦，制定尊卑有差的礼仪法度。《周礼·秋官·司盟》说“明神之诏”，意思是宣读诏命，以敬告神明。《尚书·益稷》称“敕天之命”，意思是遵奉天命，以临万民。这些都是根据经典，以建立的专有名目。或书于简策，布告远方，或当面晓谕，宣达近臣，无一不是因袭秦代的制度啊！《礼记·缁衣》篇有“王言如丝，其出如纶”的话，意思是指帝王的言辞虽像丝缕般微细，但他发而为诏策，用来应接群后，却宏大如纶。虞舜很重视出纳王命的官职，周宣王也很推崇出纳王命的职事，尊其为帝王喉舌。所以两汉的诏诰，均属尚书职掌。帝王言词，关系极为重大，故其言谈举动，都要收入史册。其发号施令，犹如大纲巨索，不可移易，令出必行，如同汗水发散，出而不返。是以由于淮南王刘安才华英异，汉武帝在报书或赐诏时，常令司马相如审阅草稿后发布。陇西一带，地灵人杰，文士辈出，他们所上的奏章封事，当朝士大夫乐于讽诵；所以光武答书，特别留意于词句的修辞。其所以如此谨慎，并非只在博取时人的称美，同时也是希望谨言慎行，流传后世啊！
观文景以前，诏体浮杂，武帝崇儒，选言弘奥。策封三王，文同训典；劝戒渊雅，垂范后代。及制诏严助，即云“厌承明庐”，盖宠才之恩也。孝宣玺书，偿博于陈遂，亦故旧之厚也。逮光武拨乱，留意斯文，而造次喜怒，时或偏滥。诏赐邓禹，称“司徒为尧”；敕责侯霸，称“黄钺一下”。若斯之类，实乖宪章。暨明章崇学，雅诏间出。和安政弛，礼阁鲜才，每为诏敕，假手外请。建安之末，文理代兴，潘勖《九锡》，典雅逸群。卫觊《禅诰》，符采炳耀，弗可加已。自魏晋诰策，职在中书。刘放张华，并管斯任，施令发号，洋洋盈耳。魏文帝下诏，辞义多伟。至于作威作福，其万虑之一蔽乎！晋氏中兴，唯明帝崇才，以温峤文清，故引入中书。自斯以后，体宪风流矣。
观西汉文、景二帝以前，诏策的内容虚浮驳杂。汉武帝崇尚儒术，诏敕之选言命辞，弘伟深奥。如元狩二年，封皇子闳为齐王、旦为燕王、胥为广陵王时的三篇策文，缛辞美藻同乎经典训诰，劝勉告诫，尤渊深雅正，足以流传后世，垂范百代。及至武帝任命大中大夫严助为会稽太守时，诏书上说：“你既然厌倦了侍承明庐的生活，怀念故土，就命你担任会稽郡的太守吧！”此乃武帝宠爱才士的恩典啊！孝宣帝出自寒微，即位以后，擢升老友陈遂为太原太守，玺书云：“此职官高禄重，足可偿还以前欠你的赌债了。”这也是体念故旧知己的厚恩啊！时至光武，缔造中兴，留意诏策文书；但在兵荒马乱、喜怒不定之时所下的诏书，间或有偏失浮滥的现象。如诏司徒邓禹进兵西京讨乱的书中，竟尊他为唐尧。又如下诏斥责侯霸的奸谋时，把他比作崇山幽都，要用金斧砍他，以示警告。像这一类的诏敕，实在有违朝廷的法制。到了明、章二帝，崇尚儒学，典雅的诏敕，经常颁发。和帝、安帝时，政事弛废，尚书省里缺乏能文之士，每下诏敕，都由外戚和太后，假借外臣的手笔，而行专擅发布之私。献帝建安末年，文重义理的风气兴起，潘勖《册魏公九锡文》，典赡雅洁，超迈众伦。卫觊《册魏王受禅诰》，内容辞采，相得益彰，文章之美可说无以复加了。自魏晋以后，诏诰策命的草拟，改由中书省职掌。曹魏时中书监刘放，晋武帝时中书令张华，都曾经先后主管过这个职务。发号施令，华辞丽句，充满朝野。魏文帝颁布的诏策，辞采义理，颇多宏伟，至于颁给征南将军夏侯尚的诏敕中，用“作威作福”之语，夸耀其武将的威武，恐怕是万虑一失吧！元帝渡江，晋室中兴，唯有明帝崇尚文才，会因温峤的文辞清丽，义旨深远，召为中书令。从此以后，诏诰策命的体式法度，就更是风雅流丽、韵味十足了。
夫王言崇秘，大观在上，所以百辟其刑，万邦作孚。故授官选贤，则义炳重离之辉；优文封策，则气含风雨之润；敕戒恒诰，则笔吐星汉之华；治戎燮伐，则声有洊jiàn雷之威；眚shěng灾肆赦，则文有春露之滋；明罚敕法，则辞有秋霜之烈：此诏策之大略也。
帝王的训言、诏令，是崇高的机密；其伟大的德行，为臣下所仰望。所以百国诸侯奉为典型，万邦臣民信为仪法。因此分官授职，选贤任能，发扬明君的政绩，义有照耀四方的明辉；封赏策命，优渥宠遇，传达皇上的德泽，气如惠风时雨的温润；敕书教戒，视为典诰，则笔墨擎玉，必如星河银汉之吐放光华；整治兵戎，协和征伐，则君命同连响震雷般的威灵；过恶初犯，加以赦免，诏文如春日甘露似的滋润；彰明刑罚，整饬法纪，策辞如九秋寒霜的凛冽。这些都是诏策文字写作时的大略情形啊！
戒敕为文，实诏之切者，周穆命郊父受敕宪，此其事也。魏武称“作敕戒，当指事而语，勿得依违”，晓治要矣。及晋武敕戒，备告百官；敕都督以兵要，戒州牧以董司，警郡守以恤隐，勒牙门以御卫，有训典焉。
用于告诫申饬的“戒敕”，实在是诏诰中最急切严峻的一种文体。周穆王曾命令郊父接受敕宪，这就是戒敕的事例。魏武帝说：“作戒敕性的文章，应当针对事情的本身下笔，切忌反复无常，依违两可。”这确实是洞晓治事的要领了。到晋武帝时，戒敕之为用，完全在告示文武百官；敕训都督，则以军事机要为主；告诫州牧，则以督导有司为要；警饬郡守，则以体恤民隐为先；统御兵衙，则以防御盗贼为本。凡此种种，均有训诫的典范可循啊！
戒者，慎也，禹称“戒之用休”。君父至尊，在三罔极。汉高祖之《敕太子》，东方朔之《戒子》，亦顾命之作也。及马援已下，各贻家戒。班姬《女戒》，足称母师也。
“戒”，有戒慎之意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云：“戒之用休。”是说应当自我戒慎，推行善道，使民慕义行善。君王父母，皆人之至尊，父母生我，君王养我，师长教我，无边恩泽，昊天罔极。如汉高祖的《敕太子文》，东方朔的《诫子书》，都是临终遗命、眷顾后嗣的作品。到东汉马援作《戒兄子严敦书》以后，名臣硕儒，均留有家诫文字。其中班昭《女诫》七篇，足以称为妇道中的贤母良师了。
教者，效也，出言而民效也。契敷五教，故王侯称教。昔郑弘之守南阳，条教为后所述，乃事绪明也；孔融之守北海，文教丽而罕施，乃治体乖也。若诸葛孔明之详约，庾稚恭之明断，并理得而辞中，教之善也。
“教”，有效法之意。在上位的人，口出教言，而民众群起仿效，身体力行。虞舜时，契为司徒，推行人伦五常之教，所以帝王诸侯的训示统称为“教”。从前东汉郑弘为南阳太守，教条法度，警切严明，为后世称述，就是因为他的“条教”头绪清楚明白啊！孔融为北海相，其教人的文字，辞气雅丽，而少切事理，难以施行，这就违背了治事的要领啊！其他如诸葛亮的训教属下，叙事周详，文采简约；庾稚恭的治军训令，戎政严明，语气果断，都能深得事理，文辞中肯，算是“教戒文”中的佳作了。
自教以下，则又有命。诗云“有命自天”，明命为重也；《周礼》曰“师氏诏王”，明诏为轻也。今诏重而命轻者，古今之变也。
“教”文以下，又有以上告下的“命”体。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篇云：“有命自天。”是说命由天来，命彰天意，这说明了“命”是多么重要啊！《周礼·地官·司徒》云：“师氏诏王。”是说师氏以臣下的身份，诏告于君主，这指明了“诏”的重要性，远不如“命”。现今“诏”颁自帝王，而“命”发于诸侯，这种“诏”重而“命”轻的现象，是古今文体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异啊！
赞曰：皇王施令，寅严宗诰。我有丝言，兆民尹好。辉音峻举，鸿风远蹈。腾义飞辞，涣其大号。
总而言之：帝王发号施令，统驭万邦，臣下应恭承敬顺，奉行诰诫。我王出言，纵使细如丝纶，而亿兆人民，也应忠心拥戴。诏言，就像悠扬悦耳的音乐，高举云天；伟大的风范，远播四方。使正义飞腾，美辞流布，号令发出，洽合民心，涣然广被，如人身出汗，浃于四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