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设官分职，高卑联事。天子垂珠以听，诸侯鸣玉以朝。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故尧咨四岳，舜命八元，固辞再让之请，俞往钦哉之授，并陈辞帝庭，匪假书翰。然则敷奏以言，则章表之义也；明试以功，即授爵之典也。至太甲既立，伊尹书诫，思庸归亳，又作书以赞。文翰献替，事斯见矣。周监二代，文理弥盛。再拜稽首，对扬休命，承文受册，敢当丕显。虽言笔未分，而陈谢可见。降及七国，未变古式，言事于王，皆称上书。
设置官吏，分任各职，高者御下，卑者承上；凡事不分权位高下，允宜互相协助，联合治理。天子冠冕垂珠，以听政事，诸侯衮服佩玉，以朝天子，《尚书·尧典》云：“臣下用言辞敷陈奏进于君上，君上明察事功，以考核臣下。”所以唐尧推行政事，首先请教四岳侯伯；虞舜布施教化，任命八位才德兼备的贤士。诸侯大臣受命后，坚决辞谢、一再谦让的请求，俞允推荐、敕往敬事的授命，当时皆以言辞陈述意见于朝廷，不假借书札翰墨来表达。然则所谓“臣下用言辞敷陈奏进于君上”，这就是上章拜表的意义啊。“明察事功，以考核臣下”，这就是授官封爵的典制啊。到商朝太甲即位，由于他暴虐乱德，伊尹上书训诫，并放逐于桐宫；后来太甲能体念常道，悔过迁善，回亳京复位，伊尹又作《太甲训》三篇来赞美他。用文字来敷陈奏进，作为劝善去恶的凭借，其事便由此产生了。周朝的礼乐制度，比起夏、商两代，条理节文，益加美盛。如召虎接受宣王策命，行再拜稽首的礼貌，答谢称扬天子的盛德美命；晋文公重耳，继承祖先德业，受襄王册封为侯伯，称谢不敢担当天子颁赐的盛大荣耀。虽然，当时是个“言”“笔”未分的时代，但是他们陈述答谢之意，已明白可见了。以后到了七国纷争，没有改变古代的法式，凡向君王进言陈事，都称“上书”。
秦初定制，改书曰奏。汉定礼仪，则有四品：一曰章，二曰奏，三曰表，四曰议。章以谢恩，奏以按劾，表以陈请，议以执异。章者，明也。诗云“为章于天”，谓文明也。其在文物，赤白曰章。表者，标也。《礼》有《表记》，谓德见于仪。其在器式，揆景曰表。章表之目，盖取诸此也。按《七略》《艺文》，谣咏必录；章表奏议，经国之枢机，然阙而不纂者，乃各有故事，而布在职司也。
秦朝初年，创立制度，改臣子的“上书”为“奏章”。汉代制定朝廷礼仪，又把“奏章”分为四种品类：一是“章”，二是“奏”，三是“表”，四是“议”。“章”用来答谢君恩，“奏”用来按察弹劾，“表”用来陈请事情，“议”用来说明异议。所谓“章”，彰明的意思。《诗经·大雅·棫朴》云：“文采彰明，如同天上的星河一般。”这就表示文采显明啊！拿这个意象，用到文物上，按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上的说法，“赤”与“白”相间叫作“章”。所谓“表”，标示的意思，《礼记》中有《表记》一篇，是说君子的德行，应显见于仪表。拿这个概念，用到器物上，度量日影以计时的日晷叫作“表”。“章”“表”的名称，大概是取之于此吧！按验刘歆《七略》和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在这两部目录学的专著中，凡属民间歌谣、士子吟咏的作品，必加采录。“章”“表”“奏”“议”，可说是经略国家的重要文字，但却付之阙如，不加纂辑。究其原因，可能因为各有成规定例，散布在职司其事的各主管官署之故罢！
前汉表谢，遗篇寡存。及后汉察举，必试章奏。左雄表议，台阁为式；胡广章奏，天下第一：并当时之杰笔也。观伯始《谒陵》之章，足见其典文之美焉。昔晋文受册，三辞从命，是以汉末让表，以三为断。曹公称“为表不必三让”，又“勿得浮华”。所以魏初表章，指事造实，求其靡丽，则未足美矣。至如文举之《荐祢衡》，气扬采飞；孔明之辞后主，志尽文壮；虽华实异旨，并表之英也。琳瑀章表，有誉当时；孔璋称健，则其标也。陈思之表，独冠群才。观其体赡而律调，辞清而志显，应物制巧，随变生趣，执辔有余，故能缓急应节矣。逮晋初笔札，则张华为俊。其三让公封，理周辞要，引义比事，必得其偶，世珍《鹪jiāo鹩liáo》，莫顾章表。及羊公之《辞开府》，有誉于前谈；庾公之《让中书》，信美于往载。序志联类，有文雅焉。刘琨《劝进》，张骏《自序》，文致耿介，并陈事之美表也。
前汉的谢恩书表，留传下来的很少。到了后汉，察举孝廉，必以“章奏”为考试的科目。如左雄的表议，朝廷大臣都把它引为写作的范式。胡广的章奏，安帝许为天下第一。这两位作者可说都是当时杰出的手笔啊。观伯始的“谒陵”奏章，足可考见其文辞典雅的盛美了。从前晋文公受周天子册封时，再三辞让，然后才接受命令。所以汉末辞让之“表”，皆以“三上”为准。曹操认为“‘让表’不必一定要三上，同时，也不可堆砌浮泛的辞藻”。因此魏初章表，大多直陈事情，造语朴实，如果专门讲求绮靡绚丽，那就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了。至于像孔融《荐祢衡表》，气势激扬，辞采飘逸；诸葛孔明的《出师表》，志虑周详，文辞悲壮；虽然一重华丽，一尚朴实，旨趣不同，但都是“章表”中的精英啊！陈琳、阮瑀的章表，有美誉于当时；孔璋的作品，尤称遒健有力；这些也可以说是才华高标了。陈思王曹植的“表”，冠绝群才，无出其右者。详观他的作品，内容丰赡而声律谐调，文辞清丽而情志明显。顺应事物的情况，裁制巧妙的篇章，随着文情的变化，产生无限的旨趣。所以在临文之时，如同驾车执辔，只要从容不迫，自能缓急适中、应合节度了。晋初“章”“表”类的作品，以张华之作最为杰出。他的《三让公封表》，说理周详，属辞精要，援引义理，比属事类，必求配合得当，恰到好处；但是一般世俗之士，只珍视他的《鹪鹩赋》，却忽略了他在“章表”方面的成就。至于羊祜的《让开府表》，前人谈论时，无不交口称誉；庾亮的《让中书监表》，于往昔载籍里，也都赞叹其既信且美。这些作品，都能抒发心志，连属事类，达到温文雅正的程度了。刘琨的《劝进表》，张骏的《自序》，文章情致，耿介不阿，忠义无私，也可以说是敷陈军国大事的优美“章表”啊！
原夫章表之为用也，所以对扬王庭，昭明心曲。既其身文，且亦国华。章以造阙，风矩应明，表以致策，骨采宜耀：循名课实，以文为本者也。是以章式炳贲，志在典谟，使要而非略，明而不浅；表体多包，情位屡迁，必雅义以扇其风，清文以驰其丽。然恳恻者辞为心使，浮侈者情为文屈，必使繁约得正，华实相胜，唇吻不滞，则中律矣。子贡云“心以制之，言以结之”，盖一辞意也。荀卿以为“观人美辞，丽于黼fǔ黻fú文章”，亦可以喻于斯乎？
推究“章”“表”的功用，本来是用作答谢显扬朝廷的恩赐，表明一己的委曲心意；既可彰显个人自身的文采，也可表达国家德业的荣华。“章”是晋谒朝廷用的，所以其风格法式均应明白晓畅；“表”是提出某种策略用的，所以其内容辞采应配合得宜，动人心弦。因为依循其名，去考求实效，莫不以斐然的文辞，作为治事的根本啊！所以“章”的体式规模，必须明朗而富有文采，其内容意旨须以古代圣王的典谟训诂为依据。务期陈述精要而不简略，说理明畅而不肤浅。“表”之为用，在于陈事，而事的内容不同，所以包括各种体式，自然设情位理，变化多端；因而必须用雅正的义理，以鼓动其风格，用清新的文辞，以驰骋其藻丽。然而恳切恻怛的，文辞容易被心意所驱使；虚浮夸侈的，情感常被辞藻所屈服。因此，“章”“表”之作，一定要使繁缛简约，各得其宜，华彩实情，互相配合。使人读来，唇吻之间，词畅意流，通顺无阻；这样，便合乎“章表”写作的规律了。子贡曾说：“人之为文，必须以心志控制事义，以辞采结合感情。”究其为用，就是说明文辞与心志体系一贯，不可有轩轾之分啊！荀卿认为“阅读他人美好的文辞，胜过看色彩华丽的锦绣”，细审其言，也可以借来比况“章表”写作的义法了！
赞曰：敷表降阙，献替黼扆yǐ。言必贞明，义则弘伟。肃恭节文，条理首尾。君子秉文，辞令有斐。
总而言之：敷陈表章于宫廷，献替兴革意见于天子。措辞要正确明达，立说要恢宏雄伟。谨慎处理其中的礼节文饰，结构要条理贯串，首尾圆合。如此，则才德兼备的君子一旦执笔为文，其辞令华彩，自然斐然可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