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周爰咨谋”，是谓为议。议之言宜，审事宜也。《易》之《节卦》：“君子以制度数，议德行。”《周书》曰：“议事以制，政乃弗迷。”议贵节制，经典之体也。
《诗经·小雅·皇皇者华》有“周爰咨谋”的诗句，是说普遍咨询，共商计谋，这种情形，就叫作“议”。议含有“宜”的意味，就是审察事理，得其所宜。《易经·节卦》说：“在上位的君子，以节制事物之理，用于计议仁德之政。”《尚书·周书》说：“论事合乎法度，施政行教才不至于迷失方针。”可见议论贵于有所节制，这正是圣贤经典所本的原则啊！
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，则其来远矣。洪水之难，尧咨四岳，宅揆之举，舜畴五人；三代所兴，询及刍荛ráo。春秋释宋，鲁僖预议。及赵灵胡服，而季父争论；商鞅变法，而甘龙交辩：虽宪章无算，而同异足观。迄至有汉，始立驳议。驳者，杂也，杂议不纯，故曰驳也。自两汉文明，楷式昭备，蔼蔼多士，发言盈庭；若贾谊之遍代诸生，可谓捷于议也。至如吾丘之驳挟弓，安国之辩匈奴，贾捐之之陈于珠崖，刘歆之辩于祖宗：虽质文不同，得事要矣。若乃张敏之断轻侮，郭躬之议擅诛；程晓之驳校事，司马芝之议货钱；何曾蠲juān出女之科，秦秀定贾充之谥：事实允当，可谓达议体矣。汉世善驳，则应劭为首；晋代能议，则傅咸为宗。然仲瑗yuàn博古，而铨贯有叙；长虞识治，而属辞枝繁。及陆机断议，亦有锋颖，而腴辞弗剪，颇累文骨。亦各有美，风格存焉。
从前管仲向桓公说：“轩辕黄帝曾设立明台，与臣下议论政事。”由此可知谋议的制度由来已久了。帝尧时代洪水为患，尧曾咨询四方诸侯之长，共同推举治水的人。到了舜，更推广唐尧的政策，遍求总理百官的冢宰，因此命禹做司空，弃做后稷，契做司徒，皋陶做士，垂做共工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政治所以兴盛，就因为能采纳众议，广求民瘼，甚至征询于山野樵夫。春秋时代，诸侯盟会所以释放宋襄公，便是因为有鲁僖公参与会议的缘故。赵武灵王令国人“胡服骑射”，公子成因而有“不可袭远方之服”的议论。秦孝公时，商鞅变法图强，于是甘龙有“圣人不易民而教，智者不变法而治，虽历代之法令甚多，然同之与异，皆有可观者”的辩称。历代议论的方式，虽然无法一一列举，但同之与异，都值得我们参酌。到了汉朝，开始设立驳议制度。驳的本义为“杂而不纯”，由于论者所持的观点不一，所以称为“驳议”。自两汉以来，文物章明，朝廷的规模法式，都已昭明完备，济济多士，放言高论，充满朝廷之上。像文帝时，贾谊能代替诸老先生，一一回答他们不能回答的诏问，他可说是长于议论的人了。至于武帝时，吾丘寿王驳公孙弘禁止人民挟带弓弩的奏章，韩安国辩王恢伏兵袭击匈奴的策略不当，以及贾捐之陈述珠崖虽然造反，可以弃而不讨之事，刘歆辩驳孝武帝功德殊异，其庙不可因为在五世以外而拆毁。这些奏议，文辞和内容虽然各有不同，但都能深得议事的要领。又像后汉张敏断议“轻侮法”的不可施行；郭躬论骑都尉秦彭擅自杀人的合法。曹魏时程晓上疏驳校事官的干预庶政；司马芝建议魏文帝恢复五铢钱以丰国省刑；何曾建议出嫁的女子不当受父母之家的连坐；秦秀议定谄媚乱纪的贾充谥法为“荒”。上述各家的论议，合于事实，平允得当，可说是洞达驳议的大体了！汉世善于驳议的，首推应劭。晋代长于驳议的，以傅咸为宗师。然应劭博古通今，铨贯有序，议论畅达，有条不紊。傅咸明识治事之道，但他的文辞，前后复出，枝条繁杂。至于陆机论《晋书》的限断，在指发事理时，也词锋毕露，文字犀利；然而他辞藻繁富，不知剪裁，因此使文章的内容要旨有不胜负荷之累。上述各家，各有各的长处，足以表现他们特有的风格。
夫动先拟议，明用稽疑，所以敬慎群务，弛张治术。故其大体所资，必枢纽经典，采故实于前代，观通变于当今。理不谬摇其枝，字不妄舒其藻。又郊祀必洞于礼，戎事宜练于兵，田谷先晓于农，断讼务精于律。然后标以显义，约以正辞，文以辨洁为能，不以繁缛为巧；事以明核为美，不以环隐为奇：此纲领之大要也。若不达政体，而舞笔弄文，支离构辞，穿凿会巧，空骋其华，固为事实所摈，设得其理，亦为游辞所埋矣。昔秦女嫁晋，从文衣之媵，晋人贵媵而贱女；楚珠鬻郑，为薰桂之椟，郑人买椟而还珠。若文浮于理，末胜其本，则秦女楚珠，复在于兹矣。
《易经》上说，凡事在行动之先，必须计划审议，有疑虑不决之事，当用卜筮加以考求，因其能以敬谨慎重的态度，处理一切庶务，故能宽严互济，相得益彰。因此驳议之作，必以经典为依据，采取古代圣王的典故史实，观察古今变通的道理，加以融会运用。叙述事理时，不可固执细枝末节，而忽略了根本；用字造句时，不可妄事夸饰，堆砌辞藻。譬如说到天子郊祀之礼，必先洞晓礼乐制度；谈论军事，自应练达兵法；论及田谷，必先通晓农耕；断决狱讼，必先精研法律。然后才能标举事由，以彰明正义；典正确切，以总括成篇。行文以明辨简洁为能事，不以繁文缛采为工巧，叙事以明白合理为佳妙，不以回环隐奥为新奇，这便是“驳议文”写作的大致要领啊！若不明达政治的体制，而妄加搬弄文笔、炫耀辞采，就只是勉强支解事理，构合辞藻，穿凿附会，弥缝巧言。如果竭力驰骋其才华，固然无法达到符合事实的要求；即使合乎事理，亦终将被虚浮放荡的文辞所掩埋。从前秦伯嫁女到晋国去，陪嫁的七十位媵妾都穿得十分华丽，以致晋人重视媵妾，而忽略了秦伯的女儿。有楚人卖珍珠给郑人，特地做了一个桂薰兰馥的盒子盛着，结果郑人却买下了盒子，而退还珍珠。如果人之为文，只重视文辞藻采，而忽略了内容事理，就会舍本逐末，无疑是重演秦伯嫁女、楚人卖珠的故事了。
又对策者，应诏而陈政也；射策者，探事而献说也。言中理准，譬射侯中的；二名虽殊，即议之别体也。古之造士，选事考言。汉文中年，始举贤良，晁错对策，蔚为举首。及孝武益明，旁求俊乂，对策者以第一登庸，射策者以甲科入仕，斯固选贤要术也。观晁氏之对，验古明今，辞裁以辨，事通而赡，超升高第，信有征矣。仲舒之对，祖述《春秋》，本阴阳之化，究列代之变，烦而不慁hùn者，事理明也。公孙之对，简而未博，然总要以约文，事切而情举，所以太常居下，而天子擢上也。杜钦之对，略而指事，辞以治宣，不为文作。及后汉鲁丕，辞气质素，以儒雅中策，独入高第。凡此五家，并前代之明范也。魏晋已来，稍务文丽，以文纪实，所失已多。及其来选，又称疾不会，虽欲求文，弗可得也。是以汉饮博士，而雉集乎堂；晋策秀才，而麏jūn兴于前，无他怪也，选失之异耳。
又所谓“对策”者，是指士子应答天子的诏问，陈述自己的政见。所谓“射策”者，是指士子在庭上，由许多策问中，自选一个问题，深入探讨，以贡献己见，然而要言语中节，理合准绳，就像射箭中靶一样。“射策”“对策”名称虽异，其实都是“议对”的另一种体裁。古代选拔成学之士，乃是以士子的德、能、言、对为推选的标准。汉文帝中叶，始有“举贤良方正”的制度，晁错对策之文，蔚为策论选士的榜首。到了孝武帝，对吏治益加明察，是以广求贤良俊杰之士。凡对策第一的，升格任用，射策甲科的，入朝为官，这是选举贤才的重要方法啊！试观晁错对策，采撷古今，旁征博引，加上文辞果断，明辨是非，事理通达，内容丰赡，因此拔擢高第，实在有其原因啊！董仲舒的对策，宗奉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，加以发挥，根据天地阴阳的变化，推究各朝政治演变，叙事虽烦，而有条不紊，可见其明达事理。公孙弘的对策，虽然简约而不博洽，但以精练的文辞综括要旨，故能切合事理而表明真意，太常虽然把他的名次列在下等，而天子却擢升他为第一。成帝时，杜钦的对策，不针对问题加以回答，却在文末指责成帝好色之事。他的言辞是为当前治事而发，不是为着对策去作文章。到了后汉，鲁丕的对策，辞气淳朴，博通典籍，恰中策问，在同时射策的百余人中，独列高第。上述五位作家，都是前代最显著的模范。魏晋以来，射策之文，渐求辞采华丽。若徒赖华丽的辞藻铺陈实情，一定使辞情不协，其间相差一定很多。晋元帝时代，时局混乱，被荐选的孝廉、秀才，考经义多数不中，即令人到京城，也常托病请辞，不愿参加会试。因此，朝廷虽然想广求议对能文之士，也无法获得。成帝鸿嘉二年，天子行幸云阳，召集博士行饮酒礼，有野雉飞集庭堂，鸣叫呈瑞，于是下诏广征行谊直言之士。晋成帝咸和六年，于乐贤堂策试州郡的秀才孝廉，有麏出现，正见当时风教陵夷，选制败坏。这些异兆，实无足怪，乃是选拔人才的制度不再正常运行的缘故啊！
夫驳议偏辨，各执异见；对策揄扬，大明治道。使事深于政术，理密于时务，酌三五以熔世，而非迂缓之高谈；驭权变以拯俗，而非刻薄之伪论；风恢恢而能远，流洋洋而不溢，王庭之美对也。难矣哉，士之为才也！或练治而寡文，或工文而疏治。对策所选，实属通才，志足文远，不其鲜欤！
“驳议”的说辞，有时或各执一偏之见，各持相异的观点。“对策”者，目的在对答政事、宣扬治道，充分揭示其治国的道理。必使其措施切合政术，事理与时务密合，参酌三皇五帝的治术来陶熔训世，并非徒唱迂腐不切实际的高调。运用权宜变通的方法来拯救鄙俗，而非苛刻轻薄的诡辩。这种文章，就像清风恢宏广阔而能致远，又像流水润泽盛大而十分充盈。如此，就可以成为朝廷的美妙对策了。但是士子要备有这种才具，实在不易，因为有的人练达治道而缺少文才，有的人善于文章而疏略治道。对策取士，实属选拔治事练达、文采华美的通才。因此怀抱经世情志、广远文采的人士，衡诸当代，真是太少了啊！
赞曰：议惟畴政，名实相课。断理必刚，摛辞无懦。对策王庭，同时酌和。治体高秉，雅谟远播。
总而言之：议对的作用，在于考虑政事，是以必使名实相课。评断事理必须刚直果决，铺写文辞不可优柔寡断。对策于朝廷之上，不仅要注意时务，还要能参酌人和。如此，把握治国理民的要领，其雅正的谋议始可传播久远，影响来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