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贤书辞，总称文章，非采而何？夫水性虚而沦漪结，木体实而花萼振：文附质也。虎豹无文，则鞟kuò同犬羊；犀兕sì有皮，而色资丹漆：质待文也。若乃综述性灵，敷写器象，镂心鸟迹之中，织辞鱼网之上，其为彪炳，缛采名矣。
古圣先贤的书籍、辞翰，既然总称为文章，可见情感之表达，必须借助于文采，否则的话，以此命名，又该怎么说呢？譬如水有空明的特性，所以一经微风吹拂，即泛起美丽的波纹；树木体质坚实，一旦阳气发动，即绽放出绚烂的花朵，这就证明了文采必须附着于本质之上。至于虎豹，如果一旦失去了彪炳的斑纹，只剩下外面一张表皮时，和犬羊相较，可说毫无二致；犀兕虽然皮革坚韧，但仍须借助于丹漆的涂饰，才能保持它的鲜明和用途，可见本质虽好，尚有待于文采的润色啊！至于人之为文，想要叙述自己内在的性灵，描写器物外面的形象，刻画感情于文字之中，编织词句于纸张之上，它势必也需要光彩焕发，才能成就其文章之功。如此，则繁文缛饰之名便因而确立了。
故立文之道，其理有三：一曰形文，五色是也；二曰声文，五音是也；三曰情文，五性是也。五色杂而成黼黻，五音比而成韶夏，五性发而为辞章，神理之数也。
因此之故，我们要想确立文章的辞采，大别说来，有以下三个条件：第一，是可以目睹的，叫作形式之文，如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色的灿烂；第二，是可以耳闻的，叫作声律之文，如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的铿锵；第三，是可以感觉的，叫作情实之文，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感发。五种色彩的杂糅配合，可以绘成礼服上的美丽图案；五种音律的互相排比，可以奏出高雅的韶夏之乐；五种性情的感应兴发，可以抒写出沁人肺腑的文章。这三方面文采之所以形成，如果究其原因，可说皆属于神明自然的现象，实非言语可得而明啊！
《孝经》垂典，丧言不文；故知君子常言，未尝质也。老子疾伪，故称“美言不信”，而五千精妙，则非弃美矣。庄周云“辩雕万物”，谓藻饰也。韩非云“艳乎辩说”，谓绮丽也。绮丽以艳说，藻饰以辩雕，文辞之变，于斯极矣。
现在，我们看前人对文采的看法又是如何呢？例如《孝经》这本书上，垂示做人的典范，认为有丧亲之痛时，与人交谈，可以不必讲求文采之美；但是相反，可以知道一个才德兼备的君子，平常讲话就不一定质朴无文啊！老子是个嫉恨虚伪的人，故有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”之说，但他的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在遣词造句上却精美绝伦，可见他也并非完全舍弃辞藻之优美。庄周说：“用巧好博辩的言辞，雕镂万物的形象。”就是指当时某些人在讲话时，太注重繁文缛采啊！韩非也说：“文学之士用夸张之谈、艳丽之说，迷惑众人的耳目。”这也是指斥人们措辞华美、动人听闻啊！韩非用“华丽的锦绣”，形容当时文学之士的高谈阔论；庄周以“繁文缛采”，说明用巧妙的言辞雕镂万物，由此看来，文章措辞的千变万化，到了他们两位的时候，已经是登峰造极了。
研味《孝》《老》，则知文质附乎性情；详览《庄》《韩》，则见华实过乎淫侈。若择源于泾渭之流，按辔于邪正之路，亦可以驭文采矣。夫铅黛所以饰容，而盼倩生于淑姿；文采所以饰言，而辩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文之经，辞者理之纬；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：此立文之本源也。
如果我们玩味《孝经》《老子》这两部书，可以知道作品的文采和内涵，都附着在作者的真情实性上。详细披览庄周、韩非的言论，可以看出无论是措辞和内容，都过分地淫靡和夸张。由此观之，我们若要“情”“采”两方面配合得当的话，应在行文运思的时候，预先做适当的安排。好比在泾渭合流之先，选择源头，则泾渭浊清，便立时可见；当车行歧路之前，控制缰绳，才能从容前进，不致迷惘。作者如此既可以驾驭文采，使它与感情相配，恰到好处，便不会发生过或不及的毛病了。讲到文章情采的配合，我们可以举美人为例：如铅粉黛墨，可用来修饰容貌，但是美人的秋波流盼，笑靥动人，当是本于天生的丽质。以此类推，则文辞华彩，可用来修饰言语，但巧妙的言辞、华丽的采藻，必须植根于真情实性。故文章亦如织布，情性好比文章的经线，辞采如同情理的纬线，当女工织布时，必先把经线安置妥当，然后纬线才能穿梭而成。这样说来，作者于临文之际，也要首先确定文章的中心思想，然后再来运材措辞，始能畅达无阻。这就是从事文学创作时，树立文采的大本大源啊！
昔诗人什篇，为情而造文；辞人赋颂，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？盖风雅之兴，志思蓄愤，而吟咏情性，以讽其上，此为情而造文也；诸子之徒，心非郁陶，苟驰夸饰，鬻声钓世，此为文而造情也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，为文者淫丽而烦滥。而后之作者，采滥忽真，远弃风雅，近师辞赋，故体情之制日疏，逐文之篇愈盛。故有志深轩冕，而泛咏皋壤；心缠几务，而虚述人外：真宰弗存，翩其反矣。
从前《诗经》三百篇的作者之于写作，都是内心先有了情感，然后才创作篇什。两汉以后的辞赋家，都是为了写作文章，然后才编织情感。何以见得是这样的呢？大抵而言，如《诗经》风、雅、颂三百篇的创作，由于诗人们的内心久已蓄积了愤懑的情绪，急需有所发泄，然后就取物比兴，吟咏情性，借此来讽谏君上的得失。这就是为了情感的发泄才创造篇什的证明啊！至于两汉以后的辞赋家们，内心原本没有蓄积已久的苦闷，只是随便卖弄，夸张修饰，用来沽名钓誉，博取世人的爱好，这就是为了写作才造作情感的事实啊！因此之故，凡为情感的激动而写作的，其作品往往精要简约，而且抒写真实。受文章的驱使来写作的，常常流于淫侈绮丽，而且烦琐诡滥。但是后代继起的作家们，却往往采取浮滥之作，忽略了真情实性之文；抛弃《诗经》风、雅的传统，取法近代辞赋的习尚，作为写作范本。所以举目当今文坛，能体验真情实性的作品越来越少，追逐华辞丽句的篇章愈来愈多。譬如有些作家，明明利欲熏心，热衷朝廷的高官厚禄，但吟咏之间，却故意流露出向往山林田园的乐趣；内心往往被政事俗务所纠缠，却虚伪地描写出隐逸不仕的生活。如此，真情实性全不存在，自然口是心非，适得其反了。
夫桃李不言而成蹊，有实存也；男子树兰而不芳，无其情也。夫以草木之微，依情待实；况乎文章，述志为本。言与志反，文岂足征？
观夫桃李之木，虽说默然不语，但树下却被走过的行人踏出明显的蹊径，而这正是因为树上结有美好的果实啊！男子栽培兰草，花虽美，却没有芬芳的香味，正是因为他缺乏女性的柔和感应之情啊！试想以花草树木这些细微的植物，尚且还要依凭情感、仰赖实质，更何况以抒写情志为本的文章呢？如果作家的言辞和心志相反，那么即令文采似锦，又怎能取信于读者呢？
是以联辞结采，将欲明理，采滥辞诡，则心理愈翳。固知翠纶桂饵，反所以失鱼。“言隐荣华”，殆谓此也。是以“衣锦褧jiǒng衣”，恶文太章；贲象穷白，贵乎反本。夫能设模以位理，拟地以置心，心定而后结音，理正而后摛藻，使文不灭质，博不溺心，正采耀乎朱蓝，间色屏于红紫，乃可谓雕琢其章，彬彬君子矣。
所以联缀辞藻、结合文采的目的，主要是在明情达理而已。如果文采淫滥，词句诡异，那么作者内心的感情，就愈发隐晦不明了。由此可知，这正像渔父用翡翠做钓线、用肉桂当香饵去钓鱼，反而失去让鱼儿上钩的机会。庄子所说的“情感的表达，往往被漂亮的措辞所隐蔽”，恐怕就是指这种情形吧！所以当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时，往往在外面加上一件朴素的罩袍，究其原因，原来是怕它的光彩太过显明啊！《易经·贲卦·上九》的爻辞说“白贲无咎”，意思是讲人若文饰太过，但最后能返璞归真，保持原来面目，就不会遭到忧患。作家行文，也应以此为鉴，首先确定篇章的模式，以安排将要表达的情感；拟定辞采的质地，以布置所要兴发的心绪。中心思想布置妥当后，再来协调声律；情理安排顺畅后，再来抒发辞藻，务必使文采虽然繁缛，而不至于淹没作品的实质；辞藻虽然博辩，而不至于陷溺其真情，使红紫芜杂的间色摒弃不用，朱蓝纯正的辞采大放光辉。如果人们能遵循此一原则，再去从事写作，才可以称得上是文质彬彬，有君子风范的作家了。
赞曰：言以文远，诚哉斯验。心术既形，英华乃赡。吴锦好渝，舜英徒艳。繁采寡情，味之必厌。
总而言之：言辞具有文采，始能流传久远，此说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，已经得到了确切的征验。作者之为文，如能表达真实的感情，则美丽的辞藻自能充分流露。例如姑苏的锦绣虽好，但一经阳光的曝晒，极易褪色；木槿的花朵虽美，但朝开暮谢，仅能争艳一时。人之从事创作，如果只求繁文缛采，缺乏真实情感，读者一经玩味，必定望而生厌，就像那姑苏的锦绣、木槿的花朵，因经不起考验，而失去了流传的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