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知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，原始以要终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——《时序》
管仲有言：“无翼而飞者，声也；无根而固者，情也。”然则声不假翼，其飞甚易；情不待根，其固匪难。以之垂文，可不慎欤！古来文才，异世争驱。或逸才以爽迅，或精思以纤密，而虑动难圆，鲜无瑕病。陈思之文，群才之俊也，而《武帝诔》云“尊灵永蛰zhé”，《明帝颂》云“圣体浮轻”；“浮轻”有似于胡蝶，“永蛰”颇疑于昆虫，施之尊极，岂其当乎？左思《七讽》，说“孝而不从”，反道若斯，余不足观矣。潘岳为才，善于哀文，然悲内兄，则云“感口泽”，伤弱子，则云“心如疑”，《礼》文在尊极，而施之下流，辞虽足哀，义斯替矣。
管仲曾经说过：“没有羽翼而能飞扬的是声音，没有根柢而能巩固的是情感。”然声音不须凭借羽翼，它的飞扬本就很容易；情感不必依赖根柢，它的坚固也并不困难。由此观之，我们要想将自己的声音与情感写成文章，流传后世，能不慎重吗？自古以来的文人才士，各在他们不同的时代，竞争角逐于文坛之上：有的才华俊逸，以爽朗敏捷见胜；有的思理精妙，以纤巧细密擅长。然而由于思维的活动不容易周密圆通，所以作者行文很少有没有毛病的。陈思王曹植的文章，可说是众多才士中的杰出者。而他作的《魏武帝诔》却说：“至尊的英灵永远蛰伏。”《明帝颂》也有：“圣明的玉体，飘浮轻盈。”飘浮轻盈好比形容蝴蝶，永远蛰伏宛如比拟昆虫，把这种字眼施用于至尊的君父身上，难道不是文坛的笑柄吗？再如左思的《七讽》谈论孝道时，竟以为子女可以不必顺从父母的心意。其违反正道如此之甚，其他的文章也就可以此类推，不值得欣赏了。至于潘岳的才华，本来擅长哀祭之文，然而在悲悼他内兄的文章中却说：“感觉他生前口液的润泽，还依然存在。”于伤恸幼子金鹿夭亡的哀辞里说：“心中疑惑着他的魂魄将再回来。”这出自《礼记》的两句话语，本是孝子用于悼念尊亲的口气，而潘岳却把它施之于平辈或子女身上，措辞虽足以表露哀伤的感情，但较之原意却完全走样了！
若夫君子拟人，必于其伦，而崔瑗之诔李公，比行于黄、虞，向秀之赋嵇生，方罪于李斯：与其失也，虽宁僭无滥，然高厚之诗，不类甚矣。
像某些才德出众的君子，比拟人品必定要切合他的身份地位。可是崔瑗的《李公诔》，把李公的德行比作黄帝、虞舜般伟大；向秀的《思旧赋》，把嵇康的死视同秦相李斯的被杀。要是文有差错，不能避免的话，宁愿如《李公诔》的褒赏，失之僭越，也不能像《思旧赋》的贬责，过度泛滥。不过，两方面的缺陷，均如同齐高厚之诗，都是非常不合道理的。
凡巧言易标，拙辞难隐，斯言之玷，实深白圭。繁例难载，故略举四条。
凡巧妙的文辞，容易表露出优美的特点，拙劣的文句，难以隐藏丑陋，这种言辞上的缺点，实在比白玉的瑕疵还要严重。关于这方面的实例，相当繁多，不胜记载，现在仅约略举出上述四例，以见一斑。
若夫立文之道，惟字与义。字以训正，义以理宣。而晋末篇章，依希其旨，始有“赏际奇至”之言，终无 “抚叩酬即”之语，每单举一字，指以为情。夫赏训锡赉lài，岂关心解？抚训执握，何预情理？《雅》《颂》未闻，汉魏莫用，悬领似如可辩，课文了不成义，斯实情讹之所变，文浇之致弊。而宋来才英，未之或改，旧染成俗，非一朝也。
至于谈论到文字创作的方法，简单地说，只是文字的用法和义理的表达两者而已。文字经由训诂，才能表达正确的意思；义理由于切乎事情，始能获得充分的宣扬。但晋末文士们的作品，其选字结义，多用仿佛疑似的词句，令人摸不清它的主旨。开始有所谓“赏际奇至”的言辞，最后又有“抚叩酬即”的话语。在主客问答时，往往于复词中单举其片言只字，来指事或形容当时的情形。事实上，“赏”这个字解释为锡赐、赉予，和心神解悟有什么相关呢？“抚”这个字解释为执持掌握，与情趣事理有何干系呢？而此所谓赏抚云云，只不过在卖弄一时的小慧，逞辞辩说而已。既没有《雅》《颂》可为根据，汉魏文章又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先例，如果悬想领会那些杜撰的词语，似乎还可以辩说曲解，如实际考求文辞，就毕竟不成义理了，这实在是由于人情诈伪之变所引起，文德浇薄之弊所造成的啊。但是自从刘宋以来，富有才华的文士相沿不改，以讹传讹，熏陶渐染，已成文坛的风尚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了。
近代辞人，率多猜忌，至乃比语求蚩，反音取瑕，虽不屑于古，而有择于今焉。又制同他文，理宜删革，若掠人美辞，以为己力，宝玉大弓，终非其有。全写则揭箧qiè，傍采则探囊，然世远者太轻，时同者为尤矣。
晚近的作者，大多喜好猜疑忌刻，甚至于用声韵谐比的词语来吹求对方的媸恶（缺点），假借反切的字音来挑剔文中的瑕疵，既不登大雅，又易招致嫌怨。虽然古人不屑那么做，但今人却习惯了这种歪风陋俗。又假若自己的作品与他人的文章有相同之处，照理应该加以删节或更改；否则，掠取他人美好的词句，当成是自己的功力，那就无异于阳虎窃取夏后氏的宝玉、封父的大弓，终究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。全部仿写的，如同连箱带箧一起搬运的大盗；从旁攫取的，就像探囊取物的小偷。窃取远代古人的文辞，固属轻薄无行，但和同代作家的作品雷同，就是自招怨尤了。
若夫注解为书，所以明正事理，然谬于研求，或率意而断。《西京赋》称“中黄、育、获”之畴，而薛综谬注谓之“阉尹”，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。又《周礼》井赋，旧有“匹马”；而应劭释“匹”，或量首数蹄，斯岂辩物之要哉？
至于注解古籍而成的著作，于其名物之辨正，义理之阐述，贵在正确无误，以免模棱两可，迷惘后学。但有的人却往往偏于一曲，以厚诬古人，或不加考虑，骤下断语。像张衡《西京赋》中说：“中黄之士，育获之畴。”本意是讲中黄伯、夏育、乌获等三人乃古代的勇士。但三国时吴人薛综却误把“中黄”注为中黄门，主管宦竖的官长。这是由于他不知道中黄伯是位徒手搏虎的勇士啊！又如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徒》中关于井田赋税的叙述，原有“匹马”一词，本指一匹马，而应劭解释“匹”字，或丈量马身的长度，或计算马的足蹄，这难道是辨正名物的要领吗？
原夫古之正名，车两而马匹，匹两称目，以并耦为用。盖车贰佐乘，马俪骖服，服乘不只，故名号必双。名号一正，则虽单为匹矣。匹夫匹妇，亦配义矣。夫车马小义，而历代莫悟；辞赋近事，而千里致差；况钻灼经典，能不谬哉！夫辩匹而数首蹄，选勇而驱阉尹，失理太甚，故举以为戒。丹青初炳而后渝，文章岁久而弥光。若能櫽括于一朝，可以无惭于千载也。
细考古代辨定事物的名称，车必两辆而称“两”，马由牝牡相配而称“匹”，所称的“匹”与“两”的名目，都是以相并成双而定其效用的。因为朝祀有正车、贰车之分，戎猎也分正车、佐车、挽车；马也必须成双，因而有骖马与服马的区别。所说的“乘”“服”都不是单数，因而它的名号必是象征成对而表双数的。名称按照实际情形，一经辨定，那么即使是单车独马也必须称“匹”了。平常称一夫一妻为“匹夫匹妇”，也是以夫妇为配偶，虽是单身而仍称匹，这就是取其阴阳相配、匹配成双的意思。所以车称“两”，马称“匹”，可以说都是些卑微易晓的道理，而历代文士却不能悟解。如张衡的辞赋，本来事属浅近，而薛综作注，竟发生差之毫厘、谬以千里的错误。何况经典辞义隐奥，若不精究详审，细心推求，能保证没有毛病吗！像解释“匹”字，而去计算马身马蹄的长度数量；选勇取士，却拿禁中的太监来应命充数，违背义理的情形实在太严重了，所以列举出来，作为鉴戒。文章乃经国的大业，不朽的盛事，固不能和绘画等量齐观。但是绘画时所用的颜料，最初光彩炳焕，后来却逐渐褪色；然而文章的流传，岁月经过得越久，光彩却越是清新。作者假若于从事创作时，能细审文意，无偏无颇，检括名物，有本有元，这样勤奋致力于一时的话，即令是千年万世，也可以问心无愧了。
赞曰：羿氏舛chuǎn射，东野败驾。虽有俊才，谬则多谢。斯言一玷，千载弗化。令章靡疚，亦善之亚。
总而言之：有穷国国君后羿虽然善射，但因一时的疏忽，却犯了无可弥补的差错；善于驾车的东野稷，平生也有覆驾之时。文士们虽有俊逸的才华，假若于选字造语方面有所谬误的话，便会贻误后来，内心不胜羞惭。文章一有瑕疵，就永远不能改变。所以我们写作文章，最低限度要使它没有令人歉疚遗憾之处，这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，但也可说是退而求其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