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音其难哉！音实难知，知实难逢，逢其知音，千载其一乎！夫古来知音，多贱同而思古，所谓“日进前而不御，遥闻声而相思”也。昔《储说》始出，《子虚》初成，秦皇汉武，恨不同时；既同时矣，则韩囚而马轻，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！至于班固、傅毅，文在伯仲，而固嗤毅云“下笔不能自休”。及陈思论才，亦深排孔璋，敬礼请润色，叹以为美谈；季绪好诋诃，方之于田巴，意亦见矣。故魏文称“文人相轻”，非虚谈也。至如君卿唇舌，而谬欲论文，乃称“史迁著书，谘东方朔”，于是桓谭之徒，相顾嗤笑。彼实博徒，轻言负诮，况乎文士，可妄谈哉！故鉴照洞明，而贵古贱今者，二主是也；才实鸿懿，而崇己抑人者，班曹是也；学不逮文，而信伪迷真者，楼护是也；酱瓿bù之议，岂多叹哉！
“知音”的获得是很困难的啊！“音”委实难以了解，而“知音之人”更难以遇合，要想在茫茫人海中，得到像钟子期、鲍叔牙那样的知音之士，恐怕是千百年中，只有一遇的吧？因为自古以来所谓的“知音之士”，大都鄙视同时代的人，而思慕往古圣贤，就像《鬼谷子·内楗》篇中所说的，“天天引进到眼前的，都不加重用，却对那些声誉昭著而不得相见的人暗地思慕”。例如过去韩非的内外《储说》刚刚发表，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方才写成，秦始皇、汉武帝，恨不能与这两位作家生于同一时代。后来秦始皇遇到韩非，汉武帝也见到了司马相如，彼此既已处于同一时代了，结果是韩非被囚禁，相如遭轻视。从这两个例子看来，不就证明了鄙视同代文士的心理吗？至于东汉班固与傅毅在文学上的成就，本在伯仲间，不分高下，但班固却嗤笑傅毅，说他“下笔行文，不知收敛”。及至陈思王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，评论当代文人才士的时候，也特别排斥陈琳（孔璋）；丁敬礼请他润饰文章，却叹赏其态度谦恭，可传为文坛佳话；刘季绪好毁谤别人的作品，将他比作齐之辩士田巴。这种崇己抑人的用意，由此也可以想见了。故魏文帝曹丕说“文人相轻”，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话啊！至于像西汉楼君卿逞词辩说，而妄想议论文章，竟说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曾询问过东方朔，于是到了桓谭这一般学人，听后乃相互顾视，讥讽嘲笑。楼护实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无赖，由于他出言不慎，妄加议论，尚且受到后人的嘲笑，更何况我们文人才士，又岂可胡乱批评呢？故有识见清晰，观察透彻，而依然专门推崇古人、鄙视今人的，秦始皇、汉武帝是其例。又有才学博大精深，而不免推崇自己、压抑别人的，班固、曹植是其例。更有学术浅薄，根本谈不上文学修养，却轻信讹传、迷失真相的，楼护可说是其中的显例。知音难逢，古今同慨，所以过去刘歆深怕扬雄的《太玄经》会被后人用来盖酱坛子，由以上种种事例来看，这真是感叹有自，绝非多余的顾虑啊！
夫麟凤与麏jūn雉悬绝，珠玉与砾石超殊，白日垂其照，青眸写其形。然鲁臣以麟为麏，楚人以雉为凤，魏民以夜光为怪石，宋客以燕砾为宝珠。形器易征，谬乃若是；文情难鉴，谁曰易分？
麒麟、凤凰与麋鹿、野鸡，有绝对差别；明珠、宝玉和瓦砾、石块，也显然不同，再加上阳光照耀着它们的色彩，人们双目观察着它们的形体，便更加不会淆乱了。然而鲁国官吏却误把麒麟看作麇鹿；楚之路人错把野鸡当作凤凰；魏国的田父把夜明珠当作怪石；宋国的愚人将燕国的沙砾看成宝珠。像这种有形的器物，应该是容易区别的，却反而发生如此重大的错误，何况文章为抽象的情理，难以鉴察，谁敢说容易分辨呢？
夫篇章杂沓，质文交加，知多偏好，人莫圆该。慷慨者逆声而击节，酝藉者见密而高蹈；浮慧者观绮而跃心，爱奇者闻诡而惊听。会己则嗟讽，异我则沮弃，各执一隅之解，欲拟万端之变，所谓“东向而望，不见西墙”也。
作品有韵文和散文之别，体裁不一，十分复杂，其风格或朴实或华丽，交互兼施，同时运用。知识的范围既广，爱好者又学有专攻，人非通才，是很难兼备众长的。例如意气慷慨的，遇到悲壮激昂的声调，就击节赞赏；性情含蓄的，读到词意绵密的文章，就手舞足蹈；聪敏外露的，看到措辞绮丽的作品，就兴高采烈；爱好新奇的，听到内容诡诞的文字，就感惊心动魄。由此可知，凡作品迎合自己脾胃时，就咨嗟咏叹；持说和自己见地不同时，便弃置不顾。每人都坚持自己一偏之见，去推论千变万化的作品，诚如《淮南子》中说的，“东向而望，不见西墙”，当然就有只知其一、不知其二的缺点啊！
凡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。故圆照之象，务先博观。阅乔岳以形培塿lǒu，酌沧波以喻畎quǎn浍huì。无私于轻重，不偏于憎爱，然后能平理若衡，照辞如镜矣。是以将阅文情，先标六观：一观位体，二观置辞，三观通变，四观奇正，五观事义，六观宫商。斯术既形，则优劣见矣。
大抵说来，要奏过千种乐曲之后，才真能知道乐声；观看千把宝剑之后，才真能辨识宝器。所以作为一个批评家，要想全面鉴赏各体文章的真相，也必须先广博地阅览。试观山岳之所以高大，是由于它不辞小丘细壤，然后才能成其崇高伟大；海水之所以广阔，是由于它不弃田间的小河涓流，然后才能成其广远辽阔。对于文章的评鉴，又何独不然？只要我们不以轻重而有私心，不因爱憎而生偏见，然后衡量文理，始能如秤之称物，铢两无差；观察文辞，犹如镜之照形，丝毫不爽。所以学者要想检阅文章的内容情理，首先应标举六种观察的方法：一、观文章的风格布局。二、观铺陈的文辞藻饰。三、观作者对传统的继承，是否能会通而创新。四、观行文语态的新奇与雅正，是否能调和一致。五、观资料的安排，是否能援古证今，运用得当。六、观音节语调，是否和谐铿锵。这六种方法既经施行，那么文章的优劣，便显而易见了。
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，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。世远莫见其面，觇chān文辄见其心。岂成篇之足深，患识照之自浅耳。夫志在山水，琴表其情，况形之笔端，理将焉匿？故心之照理，譬目之照形，目瞭则形无不分，心敏则理无不达。然而俗鉴之迷者，深废浅售，此庄周所以笑《折杨》，宋玉所以伤《白雪》也。昔屈平有言：“文质疏内，众不知余之异采。”见异唯知音耳。扬雄自称：“心好沉博绝丽之文。”其事浮浅，亦可知矣。夫唯深识鉴奥，必欢然内怿，譬春台之熙众人，乐饵之止过客，盖闻兰为国香，服媚弥芬；书亦国华，玩绎方美；知音君子，其垂意焉。
作家是先由内在情感的冲动，然后发之于外，成为文章；读者之欣赏文章，则是先阅读眼前的文辞，而后才能深入品读作品的情理。所以读者由外在的文辞，去探讨作者内蕴的情感，正如顺沿着流水的波澜，去搜索源头一样。如此，纵使作品的文义十分幽深，也必会明显地加以呈现。虽然时代久远，不能目睹昔日作者的真面目，但由于阅读他们的文章，后人当可借此了解他们的心意。因此从事批评的人们，不应该担忧作品的内容太艰深，只怕自己观察的能力太浅薄啊！像古代的俞伯牙，志在高山流水，尚可借着悠扬的琴韵表达出来，更何况作家的感情，表现于腕底笔端，其思想情意又怎能隐藏得了呢？故以读者的心情，去洞察作品的文理，就像用眼睛去观察有形的物体一样，只要眼睛雪亮，则物形没有分辨不清的；换言之，只要心思敏慧，那么文理也没有不通达透彻的。然而一般识鉴模糊的人，往往抛弃有深度的作品，而喜欢肤浅的文字，这正如庄周之讥笑当时里人之耳，说他们只喜欢听那些《折杨》小调；宋玉之所以感慨悲伤，也正因为国中之人，不爱那《阳春》《白雪》的正音，致令曲高和寡啊！昔日屈原有言：“我外表质朴，内心通达，大家却不了解我涵有与众人不同的文采。”可见真能欣赏特殊文采的，唯有那些知音的人士了。扬雄自称：“我心中爱好内容深沉渊博、措辞极端华丽的文章。”则世俗皆好轻浮浅薄的作品，也由此可想而知了。唯有识见深远、洞察隐微的人，欣赏作品之时，才能感到会心的快慰，如游人之登春日亭台，喜乐无边；过客之遇香饵美乐，流连忘返。我听说兰花是王者之香，佩戴起来，更觉芬芳无比；诗书乃一国之宝，玩味寻绎，方知精深美好。希望知音君子，对于文学作品的析赏，也应该多加留意呀！
赞曰：洪钟万钧，夔旷所定。良书盈箧，妙鉴乃订。流郑淫人，无或失听。独有此律，不谬蹊径。
总而言之：重达万钧的大钟，是乐正夔、乐师旷制定的，充满箱箧的优良读物，是经过往古圣贤精妙的鉴别，而后才修订完成的。流行的郑卫之音，足以摇荡人的心志，所以欣赏音乐的人，要能判别雅俗，千万不可错乱了听闻。至于品鉴文学作品的时候，只要能切实遵照以上所举六观的法则，便不会迷失方向，误入歧途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