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《文心雕龙》在线阅读-明诗-第六

大舜云:“诗言志,歌永言。”圣谟所析,义已明矣。是以“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”,舒文载实,其在兹乎!诗者,持也,持人情性;《三百》之蔽,义归无邪,持之为训,有符焉尔。

《尚书·舜典》上记载着大舜的话说:“诗的作用是表达情志,歌的作用在吟唱诗的意义。”舜对于诗的解析,不是说得很明显了吗?因此《诗大序》云:“蕴藏于内心者谓之志,宣泄于言辞的名叫诗。”如此说来,舒布文采,记载情实的,不就在于“诗”吗!由于这个缘故,《诗纬·含神雾》上说:“诗,是执持的意思。”就是说,诗可以执持人们情性之正,不使其流荡放轶。孔子认为《诗经》三百篇,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,那就是思想纯正、不偏不倚的“思无邪”。这样看来,用“持”字来训释“诗”的定义,相信是绝对符合孔子的意思的。

人禀七情,应物斯感,感物吟志,莫非自然。昔葛天乐辞,《玄鸟》在曲;黄帝《云门》,理不空弦。至尧有《大章》之歌,舜造《南风》之诗,观其二文,辞达而已。及大禹成功,九序惟歌;太康败德,五子咸讽:顺美匡恶,其来久矣。

人禀受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天赋的七种情感,因应外界事物的变化,自然会有所感触,感慨既生,进而就吟咏情志,这种由内而外,再自外而内,无一不是自然而然的表现。根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,葛天氏的时候就有了乐曲,譬如《玄鸟》,便是当时八首乐曲中的一首。《周礼·春官》也记载,黄帝时有《云门》之乐,周朝的人们还拿它来教国子歌唱;按理来说,就不该徒具丝弦而无歌辞的。到了唐尧,有颂扬德化、恩泽广被的《大章》之歌。虞舜时,因天时顺正,民生乐利,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《南风》之诗。细读这两篇文字,只能称得上质朴无华、辞畅义达而已。时至夏禹,由于治水成功,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谷六府,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三事,各种政治措施都相继上了轨道,百姓为感念其德泽,便作诗颂扬他的功德。等到启的儿子太康继位,败坏祖德,不务政事,其弟五人作《五子之歌》,来讥讽时政。可见运用诗歌来颂扬美德、匡正丑恶,是自古以来行之已久的事了!

自商暨周,《雅》《颂》圆备,四始彪炳,六义环深。子夏监“绚素”之章,子贡悟“琢磨”之句,故商、赐二子,可与言诗。自王泽殄竭,风人辍采,《春秋》观志,讽诵旧章,酬酢以为宾荣,吐纳而成身文。逮楚国讽怨,则《离骚》为刺。秦皇灭典,亦造仙诗。

从殷商到周朝,《诗经》由风、雅而三颂,其内容圆满周备,《关雎》《鹿鸣》《文王》《清庙》等,论王道之兴衰,文采焕发,称为“四始”。风、雅、颂,赋、比、兴,体用相成,义法精深,称为“六义”。子夏问《卫风·硕人》之章,而能联想到“礼后”的微旨,子贡读《卫风·淇奥》之篇,领悟切磋琢磨的大义。二人举一反三,所以深获孔子称许,认为可以和他们讨论《诗经》的道理了。可见,《诗经》的内涵是极其深远的。可惜自周王的德泽衰微后,采风之官也停止了搜集风谣的工作。春秋时代,公卿大夫聘问邻国,若想观察对方的情志,都以讽诵三百篇的旧诗为准据。不但以此作为出使外邦、应对宾客、进退酬酢的荣耀,同时,也为外交使节应对进退、谈吐得宜增添了光彩。到了战国,楚怀王昏庸无能,屈原蔽障于谗,忧国伤时,遂有《离骚》讽刺之作。秦始皇虽然焚毁典籍,但也附庸风雅,命博士造《仙真人诗》。

汉初四言,韦孟首唱,匡谏之义,继轨周人。孝武爱文,柏梁列韵;严马之徒,属辞无方。至成帝品录,三百余篇,朝章国采,亦云周备,而辞人遗翰,莫见五言,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。按《召南·行露》,始肇半章;孺子《沧浪》,亦有全曲;《暇豫》优歌,远见春秋;《邪径》童谣,近在成世:阅时取证,则五言久矣。又《古诗》佳丽,或称枚叔,其《孤竹》一篇,则傅毅之词。比采而推,固两汉之作乎!观其结体散文,直而不野,婉转附物,怊怅切情,实五言之冠冕也。至于张衡《怨篇》,清典可味;《仙诗》《缓歌》,雅有新声。

汉朝初年的四言诗,以楚元王太傅韦孟作的《谏元王孙戊》为当代首唱。诗中匡正阙失,谏过劝善,足以承继三百篇的遗轨。汉孝武帝爱好文辞,于是有“柏梁台”的联句共韵,如严忌、司马相如这一般辞赋家,虽能作诗,但在属辞方面,却没有一定的方式。直到汉成帝派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时,总计诗歌之作有二十八家、三百一十四篇,其中包括了士大夫所作的朝庙乐章和乐府所采集的民间歌谣,可说是周密完备、包罗殆尽了。但是在当时辞赋家遗留下来的作品中,却没有看到五言诗的作品,所以李陵与苏武《赠答诗》,班婕妤《团扇诗》,被后代文坛疑为依托之作。不过,我们按验《诗经·召南》的《行露》,已开始有了五言诗的半章;《孟子》所载的孺子《沧浪》之歌,全篇都是五言的形式。晋国优施唱的“暇豫”之歌,远见于春秋时代,《汉书·五行志》所记的“邪径”童谣,近在成帝之世。如果我们以这些诗歌产生的时代作为证验,就可以理解五言诗的发展已为时很久了。又像那些佳丽的《古诗十九首》,有人说是西汉初年枚乘的作品,据我看来,其中《孤竹》一篇,乃东汉末年傅毅的大作,若以此比较各诗的情采,详加推求的话,我们可以断定这些作品,应该属于两汉时代吧!细观《古诗》的结构体式及焕发的文采,可谓质朴而不鄙野;不仅措辞委婉,有比附事物之效,同时作者表达内心的哀伤,亦能切合人情至性,实在是五言诗中的杰作啊!至于张衡作的四言《怨诗》,清淡典雅,耐人寻味,五言的《仙诗》和《缓声歌》,亦颇富有创新的风格。

暨建安之初,五言腾踊,文帝陈思,纵辔pèi以骋节;王徐应刘,望路而争驱;并怜风月,狎池苑,述恩荣,叙酣宴,慷慨以任气,磊落以使才;造怀指事,不求纤密之巧,驱辞逐貌,唯取昭晰之能:此其所同也。及正始明道,诗杂仙心;何晏之徒,率多浮浅。唯嵇志清峻,阮旨遥深,故能标焉。若乃应璩qú《百壹》,独立不惧,辞谲义贞,亦魏之遗直也。

到了建安初年,五言诗的作家和作品,更是层出不穷:如魏文帝曹丕、陈思王曹植兄弟二人,才华横溢,气奇才高,就像那脱缰的骏马,在辽阔的原野上,做有节度的奔驰:当时如王粲、徐幹、应玚、刘桢等人,亦无不仰望前程,而争先恐后,从事创作。至于他们作品的内容与取材,不外是描写清风明月的良辰,赏玩荷池花苑的美景,述说君王的恩宠荣耀,记叙宴会的酣饮盛况。他们的风格是慷慨激昂,以任性使气,豪放高旷,以驰骋才华;抒写情怀,指称事实,并不要求纤细绵密的技巧;驱遣文辞,描摹物貌,只务求文意的明晰罢了。这就是建安诗人在写作上的共同特色啊!到了魏废帝正始年间,玄学渐盛,老庄思想,一时蔚成风气。于是诗的内容颇杂成仙得道的意味。与何晏同时的那一般人,大多浮泛浅薄,缺乏深度。其中唯有嵇康的诗,清爽峻切,阮籍的诗,意旨深远,所以能超出各家之上。至于应璩作的《百壹诗》,卓尔不群,不忧不惧,遣词委婉,持理正大,可说是在曹魏诗坛上,仅有的一位正直作家啊!

晋世群才,稍入轻绮。张潘左陆,比肩诗衢,采缛于正始,力柔于建安。或析文以为妙,或流靡以自妍,此其大略也。江左篇制,溺乎玄风,嗤笑徇务之志,崇盛忘机之谈;袁孙已下,虽各有雕采,而辞趣一揆,莫与争雄,所以景纯《仙篇》,挺拔而为俊矣。宋初文咏,体有因革,庄老告退,而山水方滋;俪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,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穷力而追新,此近世之所竞也。

到了西晋,才士辈出,诗的风格,逐渐走向轻靡绮丽。张载、张协、张亢、潘岳、潘尼、左思、陆机、陆云等人,并肩立于当代的诗坛。试看他们的作风:文采较正始年间更为繁缛,而骨力之柔弱,又远不及建安之挺拔,因此有的作家以析句联字为巧妙,有的以流采浮靡为妍丽,这就是魏晋文坛的大概情形啊!时至东晋,江南的诗风,陷溺于谈玄的风气,一般作品的特色,都是讥笑那些急功好利的思想,推崇毫无巧诈机心的清谈。当时如袁宏、孙绰以下的作家,虽然各有雕琢的采藻,但在文辞旨趣方面的成就,却是后世作家无法望其项背的。所以当时最成名的莫过于郭璞,尤其他的《游仙诗》,挺秀拔出,高俊昂扬,堪称当代诗坛的杰作了。到了刘宋初年,诗文吟咏,体式风格,较过去大有改变,谈玄说理的老庄思想,暂时退出文坛,模山范水的诗作,却大为流行。当时的作品,多半是匹俪成采,连用百字的对偶,沽名钓誉,寻求一句的新奇。在内容方面,必穷极外界事物的状貌,以刻画事物的微妙;形式方面,则竭力修饰文辞,以追求新奇的采藻,这种现象,正是近代作家竞争的趋势啊!

故铺观列代,而情变之数可监;撮举同异,而纲领之要可明矣。若夫四言正体,则雅润为本;五言流调,则清丽居宗,华实异用,惟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,叔夜含其润,茂先凝其清,景阳振其丽,兼善则子建、仲宣,偏美则太冲、公幹。然诗有恒裁,思无定位,随性适分,鲜能通圆。若妙识所难,其易也将至;忽以为易,其难也方来。至于三六杂言,则出自篇什;离合之发,则萌于图谶;回文所兴,则道原为始;联句共韵,则柏梁余制;巨细或殊,情理同致,总归诗囿,故不繁云。

遍观各代诗学的发展,不难了解文情变化的大势。而列举各家风格的异同,对于诗体的要领,纲举目张,更能清楚明白了。“四言”乃诗的正体,其写作当以“典雅温润”为根本;“五言”属流行的格调,当把握“清新华丽”的原则。华丽的五言诗和典雅的四言诗,各体功用有别,但随作家天赋才性的不同,决定作品的风格。由于作品风格受作家天赋才性的影响,所以张衡的诗得其“典雅”,嵇康含其“温润”,张华凝结了诗的“清新”,张协的诗措辞“华丽”。兼有各体之长的为曹植、王粲,偏擅一体之美的是左思、刘桢。然而诗虽有一定的体裁,而作家的思想和情感却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只能顺随着个人的才性与天分,量力而为,很少人能够兼备众长,圆满通达各体。一个人如果能善加体会作诗的困难,用心揣摩,那么诗的写作,将是易如反掌;倘若掉以轻心,视为轻而易举,那么作诗的困难,也就迅速而至了。至于三言、六言与杂言诗,其原出自《诗经》三百篇,离合诗的发生,萌芽于《河图》谶纬之书;回文诗的兴起,是道原所创始;诗人联吟,共用一韵,则为汉武帝和群臣“柏梁台”联句的余绪。以上各诗,其体制的大小长短,虽有区别,但斟情酌理无不同一韵致,都可以纳入诗的范畴,在此我就不详加说明了。

赞曰:民生而志,咏歌所含。兴发皇世,风流二《南》。神理共契,政序相参。英华弥缛,万代永耽。

总而言之:人生在世,每个人都有感情。吟咏诗歌,即为人们情志的表现。诗的兴起,肇始于三皇时代,流风所至,到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以后而极盛。诗歌的功用非常大,上与神明自然之理相融会,下与世道人心相参合。自从诗道流行以来,醇美的作品日渐繁盛,相信即令时间经过千年万代,它将永远为人们所热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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