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孝孺
方孝孺（1357—1402）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浙江宁海（今浙江象山）人。号逊志，蜀献王改之为“正学”，故世称“正学先生”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，除汉中府教授。后燕王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，赶走建文帝夺得皇位，并要求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，不从而被杀。祸及十族，死者达八百余人。有《逊志斋集》传世。
深虑论[1]
虑天下者，常图其所难，而忽其所易；备其所可畏，而遗其所不疑。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，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。岂其虑之未周与？盖虑之所能及者，人事之宜然[2]；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，天道也[3]。
当秦之世[4]，而灭诸侯[5]，一天下；而其心以为周之亡[6]，在乎诸侯之强耳，变封建而为郡县[7]。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，天子之位可以世守[8]；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[9]，而卒亡秦之社稷。汉惩秦之孤立，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[10]，以为同姓之亲，可以相继而无变；而七国萌篡弑之谋[11]。武、宣以后[12]，稍剖析之而分其势，以为无事矣；而王莽卒移汉祚[13]。光武之惩哀、平[14]，魏之惩汉[15]，晋之惩魏[16]，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；而其亡也，盖出于所备之外。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[17]，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；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[18]。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，尽释其兵权，使力弱而易制[19]；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[20]。
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，盖世之才，其于治乱存亡之几[21]，思之详而备之审矣。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，终至乱亡者，何哉？盖智可以谋人，而不可以谋天。良医之子，多死于病；良巫之子[22]，多死于鬼。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？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。
古之圣人[23]，知天下后世之变，非智虑之所能周，非法术之所能制，不敢肆其私谋诡计；而唯积至诚、用大德以结乎天心，使天眷其德，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。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，而天卒不忍遽亡之，此虑之远者也。夫苟不能自结于天，而欲以区区之智，笼络当世之务[24]，而必后世之无危亡，此理之所必无者，而岂天道哉？
豫让论[25]
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[26]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[27]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[28]，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，钓名沽誉，眩世炫俗[29]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盖尝因而论之。豫让臣事智伯[30]，及赵襄子杀智伯[31]，让为之报仇，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！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。何也？观其漆身吞炭[32]，谓其友曰：“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？及观斩衣三跃[33]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[34]，而独死于智伯，让应曰：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；智伯以国士待我[35]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，让有余憾矣。段规之事韩康[36]，任章之事魏献[37]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，而规也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。郄疵之事智伯[38]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，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。
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。国士，济国之士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，正宜陈力就列[39]，谆谆然而告之曰：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；骄必傲，傲必亡。谆切恳至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；再谏不从，三谏之；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死[40]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[41]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[42]。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？
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，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[43]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[44]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！何足道哉！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。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然而自得者[45]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