晁错
晁错（约前200—前154），颍川（今河南禹州）人。少从张恢学申不害、商鞅的法家学说，以文学为太常掌故。文帝时为太子舍人、门大夫、家令，以其辩得幸太子（即位后为景帝），号曰“智囊”。数次上书文帝，言削诸侯及更定法令事。景帝即位，先为内史，后迁为御史大夫，请上削诸侯之地。吴楚七国反，要求诛晁错以谢天下。景帝被逼，处死晁错。晁错是位政论家，所著《论募民徙塞下书》、《论贵粟疏》等，议论犀利，分析深刻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法家类著录《晁错》三十一篇，已佚，今有清马国翰等人的辑本。
论贵粟疏[1]
圣王在上[2]，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[3]，织而衣之也[4]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[5]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[6]，汤有七年之旱[7]，而国无捐瘠者[8]，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[9]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[10]，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畜积未及者[11]，何也？地有余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[12]，山泽之利未尽出也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[13]。
民贫，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[14]，不农则不地著[15]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，民如鸟兽[16]，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[17]。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[18]；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[19]；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。人情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[20]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[21]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[22]，薄赋敛[23]，广畜积，以实仓廪[24]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[25]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择也[26]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[27]。其为物轻微易臧[28]，在于把握[29]，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[30]。此令臣轻背其主[31]，而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[32]，亡逃者得轻资也[33]。粟米布帛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[34]，中人弗胜[35]，不为奸邪所利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[36]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[37]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。百亩之收，不过百石[38]。春耕夏耘，秋获冬臧，伐薪樵[39]，治官府[40]，给徭役[41]；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，无日休息[42]。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[43]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虐[44]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改当具[45]。有者半贾而卖，亡者取倍称之息[46]，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[47]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[48]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[49]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[50]，所卖必倍[51]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；亡农夫之苦，有仟伯之得[52]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[53]，以利相倾[54]，千里游敖[55]，冠盖相望[56]，乘坚策肥[57]，履丝曳缟[58]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[59]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[60]，主之所贱也；吏之所卑[61]，法之所尊也[62]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[63]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
方今之务[64]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[65]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。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[66]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[67]，得以拜爵[68]，得以除罪[69]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[70]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，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[71]，所谓损有余，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[72]：一曰主用足[73]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[74]。今令[75]：“民有车骑马一匹者[76]，复卒三人[77]。”车骑者，天下武备也，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[78]：“有石城十仞[79]，汤池百步[80]，带甲百万，而亡粟，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，粟者，王者大用[81]，政之本务[82]。令民入粟受爵，至五大夫以上[83]，乃复一人耳[84]，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[85]。爵者，上之所擅[86]，出于口而亡穷[87]；粟者，民之所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[88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