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问：“孔子正名 (1) ，先儒说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废辄立郢 (2) ，此意如何？”
先生曰：“恐难如此。岂有一人致敬尽礼，待我而为政，我就先去废他，岂人情天理！孔子既肯与辄为政，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。圣人盛德至诚，必已感化卫辄，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，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父子之爱，本于天性，辄能悔痛真切如此，蒯聩岂不感动底豫 (3) ？蒯聩既还，辄乃致国请戮。聩已见化于子，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，当亦决不肯受，仍以命辄。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。辄乃自暴其罪恶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而必欲致国于父。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必欲得辄而为之君。于是集命于辄，使之复君卫国。辄不得已，乃如后世上皇 (4) 故事，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，备物致养，而始退复其位焉。则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 (5) ，名正言顺，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。孔子正名，或是如此。”
【译文】
陆澄问：“孔子端正名分，先儒说是上报天子、下告诸侯、废黜公孙辄而拥立公子郢，这种看法正确吗？”
先生说：“我恐怕不能赞同。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，要求辅佐从政，我却先废除他，这难道容于人情天理吗？孔子既然答为卫国国君辄理政，必定是卫国国君信任他而把国家交给他，也能听进去他的劝诫。圣人盛德至诚，必定能感化卫辄，让他知道不孝顺父亲的不可以称之为人，卫辄一定将痛哭奔跑，去迎回他的父亲。父子之爱源于人之本性，辄若能切实悔悟反省，他的父亲蒯聩怎能不被感动？假若蒯聩回来后，卫辄把国家交给父亲治理，并以此请罪。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，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，蒯聩当然不会接受，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。群臣百姓也必定会愿意卫辄为国君。卫辄是自我检讨自己的罪过，向天子请罪，向各方诸侯公布，表示一定要把位子给父亲。而蒯聩与群臣百姓都赞扬卫辄已经悔悟了且具备了仁孝的美德，也上告天子，向各方诸侯公布，一定要让辄成为卫君。于是天命集于卫辄，让他重新做卫国的国君。卫辄不得已，于是像后世尊立太上皇的故事那样，率领群臣百姓尊奉父亲蒯聩为太公，极尽孝养，卫辄才重新做了卫国的国君。这样国君、大臣、父亲、儿子都恪守自己的身份，名正言顺，天下大治。孔子所说的正名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”
(1) 正名，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第十三章：“子路曰：‘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’子曰：‘必也正名乎！……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’”
(2) 此句出自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，朱熹引胡氏言：“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，欲杀之不果而出奔。灵公欲立公子郢，郢辞。公卒，夫人立之，又辞。乃立蒯聩之子辄，以拒蒯聩。夫蒯聩欲杀母，得罪于父，而辄据国以拒父，皆无父之人也，其不可有国也明矣。夫子为政，而以正名为先。必将具其事之本末，告诸天王，请于方伯，命公子郢而立之。则人伦正，天理得，名正言顺而事成矣。”此处典故事载《左传》定公十四年、哀公二年与哀公十六年。据陈荣捷先生考证，朱熹所引胡氏为何者已不可知。
(3) 底豫，底，至、到达；豫，悦乐。
(4) 后世上皇，指刘邦称帝后，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之事。
(5) 出自《论语·颜渊》第十四章：“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‘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