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》文弘奥，包韫yùn六义；毛公述《传》，独标兴体，岂不以“风”通而“赋”同，“比”显而“兴”隐哉？故比者，附也；兴者，起也。附理者切类以指事，起情者依微以拟议。起情故兴体以立，附理故比例以生。比则畜愤以斥言，兴则环譬以寄讽。盖随时之义不一，故诗人之志有二也。
《诗经》三百篇的文辞弘深奥妙，包涵了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六种义法。相传鲁人毛亨作《诗经故训传》三十卷，书中特别标明“兴”的体裁，难道不是有鉴于“风”通于“兴”，能广被教化；而“赋”同乎“比”，兼备赞扬、讽刺的作用；“比”是借外物比拟事理，所以文辞显明易见，而“兴”却是假托外物来抒发内情，所以寓意比较晦涩难明吗！所谓“比”，就是依附、比附的意思；所谓“兴”，就是兴起、发起的意思。比附事理之法，是要运用贴切的物类以表明事实的真相。兴发内情之法，是要依附细微的外物来拟构内在蓄积的情感。因为有假托外物来抒发内情的联想法，所以才建立了“兴”的体裁；因为有借用外物来比拟事理的象征法，所以才产生了“比”的体式。“比”就是把积压于胸中的愤慨，发而为激切的言辞；“兴”就是运用回环譬况的方式，来寄托讽谏的意旨。大概由于抒写时的情境不一致，所以诗人表达的方式有此两种不同的手法吧！
观夫兴之托谕，婉而成章，称名也小，取类也大。关雎有别，故后妃方德；尸鸠贞一，故夫人象义。义取其贞，无疑于夷禽；德贵其别，不嫌于鸷鸟；明而未融，故发注而后见也。且何谓为比？盖写物以附意，飏yáng言以切事者也。故金锡以喻明德，圭璋以譬秀民，螟蛉以类教诲，蜩tiáo螗táng以写号呼，浣衣以拟心忧，卷席以方志固：凡斯切象，皆比义也。至如麻衣如雪，两骖如舞，若斯之类，皆比类者也。楚襄信谗，而三闾忠烈，依《诗》制《骚》，讽兼比兴。炎汉虽盛，而辞人夸毗pí，讽刺道丧，故兴义销亡。于是赋颂先鸣，故比体云构，纷纭杂遝tà，倍旧章矣。
观此兴体的寄托讽喻，是利用委婉的文辞，以构成含意深长的篇章。它所称述的事物，虽然极为细小，但所隐含的事理却非常深远。例如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篇，是取雎鸠和鸣于沙洲，雌雄有别，以此比喻后妃的美德。又如《召南·鹊巢》篇取鸤鸠来居鹊巢，而能均养其子的特性，以象征夫人来嫁诸侯，而有坚贞专一的高义。义既然只取其坚贞专一，那就不必顾虑它是低下的禽鸟；德既贵在幽闲有别，那就不须嫌弃它是鸷鸟。寓意虽够显露，可惜尚未到达圆融的境界，所以必须借着前贤的注释，才能完全了解诗中的真义。再看，什么是“比”呢？大抵而言，是抒写事物来比附心意，或夸张言辞来切合事类，这种写法就叫作“比”。例如《诗经》用“如金如锡”来比喻光明的品德；用“如圭如璋”来譬况杰出的人才；用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”来象征圣王的教诲万民；用“如蜩如螗”来描写君臣欢饮的呼叫；用“如匪浣衣”来拟度内心的烦忧；用“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”来比喻意志的坚定。凡是这种切合事物的象征写法，都合乎以具体的事物比抽象的道理之类啊！至于“麻衣如雪”“两骖如舞”这一类写作手法，都可以纳入以具体的事物比具体的事物，联类相比之类啊！楚襄王误信奸佞的谗言，使三闾大夫屈原满怀忠贞、刚烈的情志，抑郁不申。自放逐后，遂依附《诗经》的意旨，制作《离骚》。文中于讽谏时政以外，还兼用了比兴的手法。到了以火德而王的汉朝，虽然文运鼎盛，但当时辞赋家的作品多以阿谀谄媚为能事，词虽华丽而风骨荏弱，致令讽谏讥刺的作用沦丧殆尽，所以“兴”体的诗义跟着销声匿迹了；而铺采摛文的“赋”体和歌功颂德的“颂”体，便在有汉一代率先竞鸣。以“比”为体的作品，风起云涌，十分繁多；但连篇累牍，如出一辙。似此，已大大违背诗人温柔敦厚的传统法则了。
夫比之为义，取类不常：或喻于声，或方于貌，或拟于心，或譬于事。宋玉《高唐》云“纤条悲鸣，声似竽籁”，此比声之类也；枚乘《菟园》云“猋biāo猋纷纷，若尘埃之间白云”，此比貌之类也；贾生《鵩鸟赋》云“祸之与福，何异纠纆mò”，此以物比理者也；王褒《洞箫》云“优柔温润，如慈父之畜子也”，此以声比心者也；马融《长笛》云“繁缛络绎，范、蔡之说也”，此以响比辩者也；张衡《南都》云“起郑舞，茧曳绪”，此以容比物者也。若斯之类，辞赋所先，日用乎比，月忘乎兴，习小而弃大，所以文谢于周人也。
谈到比体的写作方法，它取材的范围没有一定：有的比喻声音，有的比方形貌，有的象征心理，有的取譬事物。像宋玉《高唐赋》的“纤条悲鸣，声似竽籁”，是说“风吹细枝时，所发出的声响，哀伤悲切，就好像笙箫和鸣一般”，这是比喻声响的例子。枚乘《菟园赋》的“猋猋纷纷，若尘埃之间白云”，是说“众鸟高飞的时候，那种快速的样子，就像飞扬的尘埃，错杂于白云之中”，这是比喻状貌的例子。贾谊《鵩鸟赋》的“祸之与福，何异纠纆”，是说“灾祸和幸福的相倚相恃，和两股纠合的绳索有何不同呢”，这是用具体的事物比方抽象事理的例子。王褒《洞箫赋》的“优柔温润，如慈父之畜子也”，是说“洞箫吹出的声音，柔和温润，好像慈父教养其子女”，这是用情感来比拟声音的例子。马融《长笛赋》的“繁缛络绎，范、蔡之说也”，是说“长笛的声音，多彩多姿，络绎不绝，就像范雎、蔡泽两位辩士的高谈阔论”，这是用辩才来比喻声响的例子。张衡《南都赋》的“起郑舞，茧曳绪”，是说“跳起郑国的舞蹈，那步伐的蹁跹，就像蚕吐丝绪般层层相连”，这是用物象来比喻容态的例子。诸如以上所说的各种事例，都是辞赋家率先倡导的。在日常写作中，因为惯用了“比”的修辞技巧，久而久之，“兴”体的作法就被遗忘了。这种只求熟习“比”体的小技，抛弃了“兴”体重大功用的态度，正说明了两汉文学较周代衰退的原因。
至于扬、班之伦，曹、刘以下，图状山川，影写云物，莫不织综比义，以敷其华，惊听回视，资此效绩。又安仁《萤赋》云“流金在沙”，季鹰《杂诗》云“青条若总翠”，皆其义者也。故比类虽繁，以切至为贵，若刻鹄类鹜，则无所取焉。
至于扬雄、班固这一班人和曹植、刘桢以后的作家们，在图绘山川风土、描述云霞景物时，没有不采用比类的手法，错综排列、杂聚堆砌，以铺陈华丽的辞藻；只求耸人听闻，引人注视，想借助这种技巧，以收文章的功效。又如潘安仁在《萤赋》中写“飘飘颎颎，若流金之在沙”，来说明萤火虫在空中飘忽不定，闪闪发光，恍如金星流动于沙洲之上。张翰在《杂诗》中写的“青条若总翠”，说青绿色的枝条看起来好像聚集的翡翠。这些都属于比的义法啊！所以“比”的种类固然繁多，但要以切合事实、表情恰当为可贵。如果刻画天鹅，结果却类似野鸭，那就弄巧成拙，一无可取了。
赞曰：诗人比兴，触物圆览。物虽胡越，合则肝胆。拟容取心，断辞必敢。攒杂咏歌，如川之涣。
总而言之：《诗经》三百篇的作者运用比兴的手法表情达意，他们对外界景物的接触，都是体察入微、圆遍周到的。因为外在的景物和内心的情感，虽然像南越北胡一般，远不相涉；但是如果作者能以比兴的手法，做适当的牵合，那就像人体内部的肝胆，休戚相关、密不可分了。写作时，如果用比拟形容的方式，则必须注意合乎常情；而修饰文辞时，要大胆果决而不模棱两可。具备了以上所说的条件，那么作者在积聚联想、吟咏诗歌时，则灵感自然就像泉涌水流一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