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设文之体有常，变文之数无方，何以明其然耶？凡诗赋书记，名理相因，此有常之体也；文辞气力，通变则久，此无方之数也。名理有常，体必资于故实；通变无方，数必酌于新声；故能骋无穷之路，饮不竭之源。然绠gěng短者衔渴，足疲者辍途，非文理之数尽，乃通变之术疏耳。故论文之方，譬诸草木，根干丽土而同性，臭味晞xī阳而异品矣。
大抵说来，文章的体裁是永久不变的，而文辞技巧的变化，却没有一定的法则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因为不论诗、赋、书、记，只要有这种体裁，就必有其固定的写作理则与之相应。这不就证明了文章的体裁是永恒不变的吗？至于文采、辞藻，以及气势、才力的运用和表现，就需要透彻地了解传统旧作，再加以推陈出新，如此才能流传久远。所以说文辞技巧的变化，是没有一定的法则啊！既然体裁与创作的理则有一定的常格，所以关于文章的体制，就必须借助古人留下来的成规。至于通晓传统旧作，然后再革故鼎新，虽没有固定的方式可循，但斟酌新的格调，却是必要的。如此，方能在固有的文学领域里，开拓出新的境界。这就像骑着一匹骏马，奔驰于一望无际的原野上，行止自如，无拘无束；又如口渴的人，汲饮那永不干涸的泉源，清凉舒畅，快然自得。然而一个不能继承传统的作家，就像口渴的人想取水喝，却由于绳短井深，最后只好望水兴叹。至于过分重视传统的作家，由于忽略了推陈出新的原则，就像一个万里的行脚，因为路遥足疲，弄得半途而废。这并不是由于行文的技巧运用殆尽，实在是因为他们对于通古变今和推陈出新的技巧，运用得不够精密罢了。所以谈到文学创作的方法，就好比培植花木一样，虽然它们都是扎根在泥土里，但经过阳光的照射、水分的滋润以后，各种花草树木，就变得气味不同、品类各异了。
是以九代咏歌，志合文则。黄歌《断竹》，质之至也；唐歌《在昔》，则广于黄世；虞歌《卿云》，则文于唐时；夏歌《雕墙》，缛于虞代；商周篇什，丽于夏年。至于序志述时，其揆一也。暨楚之骚文，矩式周人；汉之赋颂，影写楚世；魏之篇制，顾慕汉风；晋之辞章，瞻望魏采。榷què而论之，则黄唐淳而质，虞夏质而辨，商周丽而雅，楚汉侈而艳，魏晋浅而绮，宋初讹而新。从质及讹，弥近弥澹，何则？竞今疏古，风末气衰也。
谈到文学的通变，就让我们上起黄帝、下至晋代，对这九代的吟咏歌谣，做一个全面性的观察吧！他们的作品，在叙述情感方面虽然前后如一、宗旨相同，但对于文采、辞藻的刻画，却是迥然有别的。例如：黄帝时代的《断竹歌》，二字成句，是最质朴的；唐尧时候的蜡祭祝词，四字一句，比黄帝时候的作品，要丰富得多；虞舜时的《卿云歌》，较诸唐尧时代的蜡辞，在文采上，要优美些；夏代“峻宇雕墙”的《五子之歌》，与虞代《卿云歌》比起来，措辞也较为繁缛；商、周两代的风、雅、颂诗篇，比起夏代《五子之歌》，在造语方面要更加华丽些。可是，谈到叙写情志、记述时事，他们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。到了楚国屈原、宋玉的骚辞，取法于商、周的诗篇；两汉的词赋颂赞，是受了骚辞的影响而写的；曹魏时代的篇章制作，是沿袭了汉赋的风格；两晋的辞章，是仿效曹魏时代的华彩。由以上大致的分析，可以发现黄帝、唐尧时代的歌谣，风格淳厚而朴实；虞舜、夏禹两代的作品，质朴而明晰；商、周两朝的诗歌，优美而典雅；楚汉两期的辞赋，夸张而艳丽；魏晋时代的作品，浅薄而绮靡；刘宋初期的作家，更是用字讹谬、标新立异。这么看来，从黄帝、唐尧时代的质朴，到宋初的讹新，可以说时代越接近，作品的韵味越觉得平淡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只因为一般的作家们大多争着去模仿现代的新奇，却忽略了古代的佳作，以致弄得作品的情韵薄弱、气势衰微了。
今才颖之士，刻意学文，多略汉篇，师范宋集，虽古今备阅，然近附而远疏矣。夫青生于蓝，绛生于蒨qiàn，虽逾本色，不能复化。桓君山云：“予见新进丽文，美而无采；及见刘、扬言辞，常辄有得。”此其验也。故练青濯绛，必归蓝蒨；矫讹翻浅，还宗经诰。斯斟酌乎质文之间，而隐括乎雅俗之际，可与言通变矣。
如今才智颖异的人们，虽然专心一致去学习刘宋时代的作品，但大多是舍本逐末，忽略了两汉以前的篇章。即令对古今文章都广为涉猎，然而在他们写作态度上，却专事迎合时代的风尚，而疏忽了对传统的继承。现在我们将这种情形打个譬喻，例如靛青的颜料是由蓝草中提炼的；绛紫的颜料，是由蒨草中提炼的；青紫的颜色，在深度方面，固然超过了蓝、蒨二草，但却不能再变化成其他的颜色了。桓君山在他的《新论》里曾经说：“我读新进作家们的华丽作品，虽然辞藻很美，而内容却一无可取；及至阅读刘向、扬雄的文章时，就常有会心之得。”这便是最好的证明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要想提炼靛青、绛紫的颜料，必须归本于蓝、蒨二草。那么如果要想矫正时下文学讹谬浅薄的流弊，最好还是宗奉经典训诰。同时，行文的时候，在质朴和华丽之间加以斟酌取舍，于典雅和通俗之际，做妥适的矫正，能够这样，才有资格谈论文学通变的道理啊！
夫夸张声貌，则汉初已极，自兹厥后，循环相因，虽轩翥出辙，而终入笼内。枚乘《七发》云“通望兮东海，虹洞兮苍天”；相如《上林》云“视之无端，察之无涯，日出东沼，入乎西陂”；马融《广成》云“天地虹洞，固无端涯，大明出东，月生西陂”；扬雄《羽猎》云“出入日月，天与地沓”；张衡《西京》云“日月于是乎出入，象扶桑于蒙汜”。此并广寓极状，而五家如一。诸如此类，莫不相循，参伍因革，通变之数也。
然而，变今是不离法古的，我们以夸张笔法描绘声音形貌的写法，汉朝初年的辞赋家已经将其发展到了极点。自此以后，人们写作，无不周而复始、互相因袭，虽有才华高超的作家想独树一帜，超越前人的轨迹，但努力的结果，却始终脱离不了传统的樊笼。例如枚乘《七发》夸张曲江的宏大说：“一直望去，可以看见东海，水天相连，浑然一色。”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夸张池沼的广阔说：“放眼望去，只见渺渺茫茫，没有止境；仔细察看，更是莽莽苍苍，无边无际。早晨，太阳从东边池沼升起；黄昏，夕阳又向西边的陂池落下。”马融《广成颂》夸张池沼的广大说：“天地相连，本来就是无边无际的，太阳从东沼出来，月亮由西池升起。”扬雄的《羽猎赋》夸张池沼的广大说：“日月都在其中升起沉落，天与地在池沼边缘会合。”张衡《西京赋》夸张昆明池的宏伟说：“日月于池中升起和没落，就像出于扶桑，而落于濛汜一样。”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广设寓意，极力形容的；而五家的遣词造句，前后却如出一辙。诸如此类的描写手法，没有不是互相因循，彼此模仿的。所以错综各家，革故鼎新，乃是通古今之变而推陈出新的重要创作技术啊！
是以规略文统，宜宏大体：先博览以精阅，总纲纪而摄契；然后拓衢路，置关键，长辔远驭，从容按节，凭情以会通，负气以适变，采如宛虹之奋鬐qí，光若长离之振翼，乃颖脱之文矣。若乃龌龊于偏解，矜激乎一致，此庭间之回骤，岂万里之逸步哉！
所以谈到通变的具体原则，那就是在我们规划文章的统绪时，应该先恢宏文章的体制，使之具有伟大规模。首先必须广博地浏览，继以精心地阅读，综合文章创作的规律，把握写作的重点；然后再拓展文章思考的通道，设置全篇的警策，这样在文学创作的坦途上，就如同握着马的缰绳，驾轻车以遨游远方一般从容不迫，按部就班地去完成理想的作品。如能顺应着作者情感的发展，融合传统的佳作，并依恃作家本身的才气，适应时代的变化，那么写成的作品，必定光彩夺目，一如天上的七彩长虹，闪耀着它脊背上的光辉；又如南方的朱雀鸟，振动它灿烂的羽毛，金碧辉煌。写文章能达到这种境界，这才算是出类拔萃，脱颖而出了。如果作者局限于自己的一偏之见，骄傲自负，以为独得古人不传之秘；实际上，这好比骑着一匹骏马，在窄狭的庭院中回转，又如何能发挥日行万里的效果呢？
赞曰：文律运周，日新其业。变则堪久，通则不乏。趋时必果，乘机无怯。望今制奇，参古定法。
总而言之：文学创作的规律，是周而复始、不停运行的。文学创作的事业，日新又新，不断进步。一个作家若能根据古今文变的道理去从事写作，便可使作品永垂不朽；能融会传统的佳作，去推陈出新，在文章的内容上，就不会发生贫乏的现象了。看准时代潮流的趋向，勇往直前；把握文学发展的契机，不要犹豫不决。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当前文坛标新立异的现象时，觉得要想拯救这个风末气衰的流弊，我想，还是参验传统的作品，来为我们今后创作的路线奠定基调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