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唐虞之臣，敷奏以言；秦汉之辅，上书称奏。陈政事，献典仪，上急变，劾愆谬，总谓之奏。奏者，进也。言敷于下，情进于上也。
古时唐尧、虞舜的大臣，如果有什么意见要向君主陈述，就用言辞直接表达。到秦、汉两代，辅佐的臣子，每假手文字，上书朝廷，就叫作“奏”。因此凡是陈述政治情事，呈献典制礼仪，报告突发变故，弹劾不法之徒，统称为“奏”。所谓“奏”，就是进言。也就是铺陈意见于臣下，进献实情于君上的意思啊。
秦始立奏，而法家少文。观王绾之奏《勋德》，辞质而义近；李斯之奏《骊山》，事略而意诬：政无膏润，形于篇章矣。自汉以来，奏事或称上疏，儒雅继踵，殊采可观。若夫贾谊之《务农》，晁错之《述兵》，王吉之《劝礼》，温舒之《缓狱》，匡衡之《定郊》，谷永之《谏仙》，理既切至，辞亦通辨，可谓识大体矣。后汉群贤，嘉言罔伏，杨秉耿介于灾异，陈蕃愤懑于尺一，骨鲠得焉。张衡指摘于史职，蔡邕铨列于朝仪，博雅明焉。魏代名臣，文理迭兴。若高堂《天文》，黄观《教学》，王朗《节省》，甄毅《考课》，亦尽节而知治矣。晋氏多难，灾屯流移。刘颂殷勤于时务，温峤恳恻于费役，并体国之忠规矣。
秦代才开始建立“奏”这个文体名称，但是专讲权术的法家，不太注重文辞藻采。试看王绾《尊颂秦王勋业功德》所奏的文字，语词质朴而义理浅近。李斯的《治骊山陵上书》，叙事简略而造意虚诞，其政治之刻薄寡恩，一旦形于篇章，便缺乏文采了。从汉朝到现在，进言政事的“奏”，或可称之为“上疏”，由于温文雅正的儒臣接踵而起，因此文采丰美，大有可观。像贾谊上文帝的《务农疏》，晁错的《述兵事疏》；宣帝时，王吉上的《请讲明礼制书》，路温舒主张“尚德缓刑”的奏疏；成帝时，匡衡“定郊祀礼仪”的奏议，谷永“谏拒神仙怪道”的上奏。这些奏章，事理既切当周至，文辞也通达流畅，可以说是明了“奏疏”的写作要领了。时至东汉，许多贤臣对于美好的言论，都毫无隐藏地发之于外，如杨秉对桓帝的微服私行，而致发生暴风拔树的灾异，提出耿介不阿的直谏；陈蕃因桓帝赏罚不当，经常逾越礼制，而做愤懑不平的谏正；因此都得到耿直不阿、留名青史的美誉。至于张衡曾上书安帝，指摘司马迁、班固所述史事十余事与典籍不合，蔡邕也曾上疏灵帝，铨评列叙朝廷的礼仪法制，他们两家的渊博雅赡，是明显可见的。曹魏时代，名臣们文理兼备的作品，更先后兴起。像明帝时的高堂隆，发现彗星干犯帝座，因而奏谏宫室的华饰，违反了礼法。黄观的《教学疏》，言注意教化，以移风易俗。王朗的《宜节省奏》，以及甄毅的《请尚书郎奏事处当疏》，都算是克尽谏臣的职责，通晓治国理民的大道了。晋时，国家多难，灾患频仍，人民流离迁徙，苦辛备尝。淮南相刘颂在郡上疏，对当时的封国典制非常关切；中庶子温峤，对太子兴建楼观的耗费劳役也至感悲伤。这些都是为国家设想的忠诚规谏啊！
夫奏之为笔，固以明允笃诚为本，辨析疏通为首。强志足以成务，博见足以穷理，酌古御今，治繁总要，此其体也。若乃按劾之奏，所以明宪清国。昔周之太仆，绳愆纠谬；秦有御史，职主文法；汉置中丞，总司按劾；故位在鸷击，砥砺其气，必使笔端振风，简上凝霜者也。观孔光之奏董贤，则实其奸回；路粹之奏孔融，则诬其衅恶。名儒之与险士，固殊心焉。若夫傅咸果劲，而按辞坚深；刘隗切正，而劾文阔略：各其志也。后之弹事，迭相斟酌，惟新日用，而旧准弗差。然函人欲全，矢人欲伤，术在纠恶，势入刚峭。《诗》刺谗人，投畀bì豺虎；《礼》疾无礼，方之鹦猩。墨翟非儒，目以羊彘；孟轲讥墨，比诸禽兽。《诗》《礼》儒墨，既其如兹，奏劾严文，孰云能免。是以近世为文，竞于诋诃，吹毛取瑕，次骨为戾，复似善骂，多失折衷。若能辟礼门以悬规，标义路以植矩，然后逾垣者折肱，捷径者灭趾，何必躁言丑句，诟病为切哉！是以立范运衡，宜明体要。必使理有典刑，辞有风轨，总法家之式，秉儒家之文，不畏强御，气流墨中，无纵诡随，声动简外，乃称绝席之雄，直方之举耳。
奏疏的作法，固然要以立论明允、用心诚笃为根本，事理辨析、文辞通达为首务。强力的记诵，足以成就任务；广博的见闻，才能洞悉事理。再参酌往古的典制，驾驭当今的机宜，然后治理繁杂的端绪，总揽主要的纲领，这就是奏疏的体裁法式啊。像那按察过失、弹劾错误的“奏章”，是用来彰明法度，澄清吏治的。过去周代太仆之官，专司规过纠谬。秦有御史大夫，主掌文书法令。汉设御史中丞，总管检查弹劾。所以担任这种职位的官员，其对罪恶的纠举弹劾，好比鹰鸷的搏击凡鸟；要磨炼、坚强他的气节，必须使笔端振起肃杀的风声，简上凝结冰霜的严厉啊！试观王莽示意孔光参奏已经自杀的董贤，足可证实他的奸邪。曹操指使路粹弹劾他所嫌弃的孔融，全是诬陷的罪恶。由此看来，有名的学者与居心险恶的人，其用心本来就不相同啊！至于像傅咸的果直刚劲，他按举察劾的奏辞皆证据确凿，不可动摇。刘隗为人急切严正，因而他劾奏的文字便粗疏简略。这就是因为他们彼此思想性格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缘故啊！后代凡是按劾的奏章，别称“弹事”，与一般奏疏相比，虽然互有增损，使用起来，给人一种创新的感觉；但细加研究，却和旧有的标准没有多大差异。然而这好比造作甲胄的工匠，希望甲胄坚韧，得以保全人身，不受伤害；可是造箭的人，却想矢簇锋利，能杀伤人体。至于劾奏的目的，本在约弹罪恶，所以行文气势，必然入于刚正峭厉，《诗经·小雅·巷伯》篇，讽刺谗佞小人，说“把他们抓来，丢给那些贪得无厌的豺狼虎豹吃掉”。《礼记·曲礼》疾恨人的无礼，把他们比作“能言而不离禽兽的鹦鹉猩猩”。墨子非议儒家的学者，将他们看成“好吃懒做的猪羊”。孟轲讥评墨子的信徒，将他们比作“无父无君的禽兽”。《诗经》《礼记》，孟轲、墨翟，他们的讥评和比拟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按劾严肃的奏章，谁说其行文措辞能免于深刻严峻的缺点呢？因此近代写作奏劾文字的人，都竞以诋毁呵责为能事，吹毛求疵，专门索求他人的过失，词语乖戻，深刻刺骨；又像善于嘲骂，大多违背中庸之道。如果作者能打开礼法之门，以悬示规范；标明义理的正路，来树立矩式；然后使逾越礼法的人，好比跳墙就会跌断股肱，投机取巧之徒抄小路必然扭断脚踝一样，又何必说些急躁丑恶的语句，以指责辱骂为切至呢？所以要想建立奏劾的写作规范，评量高下的标准，应该先明了它的大体旨要。必使引据的事理，合乎常典故法，撰述的文辞，要有风格轨范；综合法家严厉的体式，秉持儒家仁义的文采；不畏惧强梁横暴的恶霸，把正气流注于笔墨之中；不放纵诡谲欺诈的乡愿，把直声鼓荡于书简之外。这样，才可称作是超群绝伦的雄才，内直外方的头等手笔啊！
启者，开也。高宗云“启乃心，沃朕心”，盖其义也。孝景讳启，故两汉无称。至魏国笺记，始云启闻。奏事之末，或云“谨启”。自晋来盛启，用兼表奏。陈政言事，既奏之异条；让爵谢恩，亦表之别干。必敛饬入规，促其音节，辨要轻清，文而不侈，亦启之大略也。
所谓“启”，就是“开”的意思。殷高宗武丁对大臣傅说：“打开你内心的善道，灌溉我本人的无知。”“启”，大概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由于汉景帝名“启”，汉人避讳，所以没有“启”的称谓。到曹魏时代，百官上奏的文书，开始时，通常都说“启”或“闻”，陈奏事情完了，文末或以“谨启”结尾。自晋代以来，盛行用“启”，而且兼有“表”和“奏”的功用。陈述政情，议论国事，既属“奏”的枝条；辞让爵赏，答谢恩典，也是“表”的别流。所以写作“奏”“启”的方法，一定要收敛事理，纳入文章的规范；句读简短，避免繁复的音韵；叙事须辨捷切要，笔法宜明快清新；词有文采，而不流于夸侈，这也就是“启”写作的大致要点啊。
又表奏确切，号为谠dǎng言。谠者，无偏也。王道有偏，乖乎荡荡，其言无偏，故曰谠言也。孝成称班伯之谠言，贵直也。自汉置八能，密奏阴阳，皂囊封板，故曰封事。晁错受书，还上便宜。后代便宜，多附封事，慎机密也。夫王臣匪躬，必吐謇jiǎn谔è，事举人存，故无待泛说也。
又所谓“表”“奏”文字，一定要态度中肯、叙事切实，才可以称得上“善言谠论”。“谠言”者，不偏不颇的意思。如果王者之道有所偏颇，就违背了广远浩荡的盛德。“奏”“启”即是言论坚正、无所偏颇，所以叫作“谠言”啊！汉成帝称许班伯的“酒色之谏”为“谠言”，便是推崇其措辞耿直啊。自从汉代设置“八能”之士，集合八位专家的意见作为施政的参考，把他们有关阴阳调和事宜的奏章，都用黑色布囊加以封藏，所以又叫“封事”。过去汉文帝命晁错受《尚书》于济南伏生，事毕回朝，因呈便国利民的意见。于是后代有关便国利民的奏启，多半附在密封的黑布囊中，这是因为对机密特别慎重的缘故啊。人臣尽忠于君王时，勇赴国家的急难，不顾己身的安危，所以定能吐纳直言，裨补缺漏。如上奏的政事获得实行，那么，此人的美名令誉，必可留存当世，传遗来叶。凡此种种，古有明训，于此就不再做广泛的说明了。
赞曰：皂饰司直，肃清风禁。笔锐干将，墨含淳酖。虽有次骨，无或肤浸。献政陈宜，事必胜任。
总而言之：穿着黑色衣服，专门判断邪正曲直的官吏，负有整肃风纪、清除违禁的责任。因此，文笔的锐利，可比干将莫邪；墨汁的淳烈，含有驱恶的酖毒。虽有深入骨髓的砭责，却毫不稍存诬陷的动机。像这样地进献政见，陈述事宜，必定可以负责尽职，达成胜任愉快的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