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哲彝训曰经，述经叙理曰论。论者，伦也；伦理无爽，则圣意不坠。昔仲尼微言，门人追记，故仰其经目，称为《论语》。盖群论立名，始于兹矣。自《论语》已前，经无“论”字。《六韬》二论，后人追题乎！
古圣先哲垂示后人永久不变的训诲，叫作经；阐述经义，说明道理的，叫作“论”。所谓“论”，可解作伦理的“伦”，含有道理、次序的意思。人之立言，如果能够合乎“伦序”理则，毫无差错的话，那么古圣先哲的微言大义，才得发扬光大，不至于偏颇失坠。从前孔子应答弟子与时人，所谈及的精微要妙的言论，由门人事后追记整理而成书，他们推崇老师的谦德，不敢尊为经典，而称此书为《论语》。大体说来，许多以“论”命名的著述，当以《论语》为开端了！在《论语》以前，经典性的作品，没有拿“论”字作为书名或篇名的。至于太公《六韬》篇中以“论”标名的《霸典文论》《文师武论》这两篇文章，想必是后人追加的篇题吧！
详观论体，条流多品：陈政则与议说合契，释经则与传注参体，辨史则与赞评齐行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。故议者宜言，说者说语，传者转师，注者主解，赞者明意，评者平理，序者次事，引者胤辞：八名区分，一揆宗论。论也者，弥纶群言，而研精一理者也。
仔细观察“论”的体裁，枝条流变，品类很多：陈述政事时，和“议”“说”互相契合；解释经义时，和“传”“注”参互成体；辨正史实时，和“赞”“评”并驾齐驱；铨衡文章时，和“叙”“引”同一法式。所以“议”就是言得其宜，“说”就是使人悦服，“传”就是转述师说，“注”就是专主解释；“赞”就是说明意旨，“评”就是平允说理，“序”就是叙次事义，“引”就是引导文辞。这八种文体的名目，虽然分门别类，各不相同，但归纳起来，却都以“论”为宗本。所谓“论”，就是综合各家的思想主张，加以研核精校，所求得的正确道理啊！
是以庄周《齐物》，以论为名；不韦《春秋》，六论昭列。至石渠论艺，白虎讲聚，述圣通经，论家之正体也。及班彪《王命》，严尤《三将》，敷述昭情，善入史体。
是以庄周的《齐物论》，用“论”作篇名。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》，有《开春》《慎行》《贵直》《不苟》《似顺》《士容》六论，也明白地标列论题。至于像汉宣帝召集群儒，于石渠阁讨论六艺；汉章帝会聚诸生，在白虎观讲议五经；阐述圣人的情志，疏通经典的大义，这些作品，才是论辩文的正常体制啊！到了班彪，为劝止隗嚣拥众割据而作的《王命论》；严尤为谏阻王莽攻伐四夷而作的《三将论》，都铺叙事义，昭明情理，可以说是史论体中的佳作。
魏之初霸，术兼名法。傅嘏gǔ、王粲，校练名理。迄至正始，务欲守文；何晏之徒，始盛玄论。于是聃周当路，与尼父争途矣。详观兰石之《才性》，仲宣之《去伐》，叔夜之《辨声》，太初之《本无》，辅嗣之两《例》，平叔之二论，并师心独见，锋颖精密，盖论之英也。至如李康《运命》，同《论衡》而过之；陆机《辨亡》，效《过秦》而不及，然亦其美矣。
魏武帝曹操称霸之初，治国兼用名、法两家的方术。傅嘏、王粲等人，都考校精练于形名、理则之学。一直到了正始年间，学者多不愿恪守成规。何晏等人，才开始盛行玄虚的论述。一时之间，老聃、庄周的思想，占据了当时学术界的要冲，几乎和尼山孔子的学说望路争驱了！细观傅兰石的《才性论》，王仲宣的《去伐论》，嵇叔夜的《声无哀乐论》，夏侯太初的《本无论》，王辅嗣的《易略例》上下篇，何平叔的《无为》《无名》二论，内容神明变化，有独到的见解，将精审周密的智慧流露于字里行间。所以大抵说来，这些都可以说是论辩文中的英华了。至于像李康的《运命论》，意旨虽然与王充的《论衡》类似，但辞采的繁复，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陆机的《辨亡论》，本想模仿贾谊《过秦论》，来阐明东吴孙皓所以亡国的原因，可是行文冗繁，显然不及《过秦论》简练。然而这些作品，也都可以称得上是论辩文中优美的佳作了。
次及宋岱、郭象，锐思于几神之区；夷甫、裴頠wěi，交辨于有无之域；并独步当时，流声后代。然滞有者，全系于形用；贵无者，专守于寂寥。徒锐偏解，莫诣正理；动极神源，其般若之绝境乎！逮江左群谈，惟玄是务；虽有日新，而多抽前绪矣。至如张衡《讥世》，颇似俳说；孔融《孝廉》，但谈嘲戏；曹植《辨道》，体同书抄。才不持论，宁如其已。
其次，像宋岱、郭象，他们敏锐的思考力，几乎近于神妙的境地。王衍、裴頠，交相辩难于本体有无的范畴，并特立独行于当时，流传声誉于后代。然而拘泥于“有”的人，完全胶着于外在形体的实用以立论；强调于“无”的人，又一味坚持从清静空虚的内在中来观照。这两种人的主张，只不过是逞快、偏激的见解，不能算是体认了真正的道理。如果能够动用心思，深入探究自然的本源，那么，智慧的发展将可登峰造极，达到最高境界了。到了晋室南渡，偏安江左，群士清谈。他们所讲求的尽是些虚玄的哲理；虽然言谈的机锋日加新颖，但究其内容，大多抽绎前人的余绪，并没有什么创见。至于像张衡的《讥世论》，韵调很像俳优诨说；孔融的《孝廉论》，文字止于嘲笑戏谑；曹植的《辨道论》，体制如同抄书。由此看来，假若一个人的才华不善于论辩的话，那么与其勉强从事，还不如搁笔不作的好！
原夫论之为体，所以辨正然否。穷于有数，追于无形，钻坚求通，钩深取极；乃百虑之筌蹄，万事之权衡也。故其义贵圆通，辞忌枝碎，必使心与理合，弥缝莫见其隙；辞共心密，敌人不知所乘：斯其要也。是以论如析薪，贵能破理。斤利者，越理而横断；辞辨者，反义而取通；览文虽巧，而检迹知妄。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，安可以曲论哉？
推求“论辩文”的体式，是用来辨明或确定事理的是非正误的。从事物的具体方面，来推求其本末究竟；从事物的抽象方面，去追究道理的妙谛。坚实难懂的，钻研以求通畅；深远要眇的，钩考以穷极致。它是表达各种思想的工具，衡量一切事理的标准啊！所以在文义方面，贵在圆融通达；语词方面，切忌支离破碎；必定要使内在思想和外界物理相互契合，圆融周密，毫无漏洞；使文辞的章法结构与思想紧密相接，使敌对者的反驳没有乘虚而入的机会。这就是写作论辩文的要领啊！所以论辩文的写作，好比劈斫木柴，首先要能剖析纹理。斧斤锋利的，不用顺沿着纹理，即可横截其断面；言辞敏捷的，即使违反道义，也能讲得通情达理。乍览这类文章，虽觉安排巧妙，但审视其穿凿的痕迹，就知道他写作的诬妄了。只有才德兼备的君子，才能辨明大道具理，通达天下人的情志，岂可心存阿私，歪曲事实，写作诬妄的言论呢？
若夫注释为词，解散论体，杂文虽异，总会是同。若秦延君之注《尧典》，十余万字；朱普之解《尚书》，三十万言，所以通人恶烦，羞学章句。若毛公之训诗，安国之传《书》，郑君之释《礼》，王弼之解《易》，要约明畅，可为式矣。
此外像一些注释的文字，乃是解散论辩的体制，离析文辞，使成若干片段，分别系于各章各句之下：这虽然与整篇的文章不同，但如会聚而观，却和论辩文毫无区别。不过，如秦延君注释《尧典》篇目，高达十余万字；朱普讲解《尚书》章句，多到三十万言。长篇大论，着实冗繁。因此，博学通人如扬雄、班固等，都厌恶繁复琐碎的浮词，耻于学习分章断句的注解。然而像大毛公的训《诗经》，孔安国的解《尚书》，郑康成的释《三礼》，王弼的解《周易》，行文精要简约，明白畅晓，足为后世学者从事注释的法式了。
说者，悦也；兑为口舌，故言资悦怿；过悦必伪，故舜惊谗说。说之善者：伊尹以论味隆殷，太公以辨钓兴周，及烛武行而纾郑，端木出而存鲁：亦其美也。
“说”的目的，在于使人心悦诚服，所以说服的“说”，又通作喜悦的“悦”。《周易》说卦：“兑为口舌。”就是取口舌为言语的工具的意思。而“说”字的右半边“兑”字，事实上就是“悦”的本字，为笑口分开的形状。所以言语出口，就是使人喜悦信服的。但是过分地要求人喜悦信服，对方的情感必定含有虚伪的成分，所以虞舜深惧谗言悦语的行为。善于说辞的人：如伊尹论调和美味，譬喻治道，来邀结成汤，结果兴隆了商朝。太公望辨钓鱼之术，比况时事，以干求西伯，结果兴旺了周室。郑国被秦、晋围困，烛之武一出，说服秦伯，解除了郑国的危难。鲁国遭齐国攻打，端木赐出见田常，保全了邦国的安全。这都是说辞中的美事啊！
暨战国争雄，辨士云涌；从横参谋，长短角势；转丸骋其巧辞，飞钳伏其精术。一人之辨，重于九鼎之宝；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。六印磊落以佩，五都隐赈而封。至汉定秦楚，辨士弭节。郦君既毙于齐镬huò，蒯子几入乎汉鼎；虽复陆贾籍甚，张释傅会，杜钦文辨，楼护唇舌，颉xié颃háng万乘之阶，抵戏公卿之席，并顺风以托势，莫能逆波而溯洄矣。
到了战国时代，七强争雄，游说的辩士一时风起云涌，献合纵连横的策略，参与军国的大计，较长短于口舌，角逐个人的权势。他们巧辩的言辞，好像弹丸走盘；精明的辩术，如同飞钳之劫人。当时一个人的辩说，比九座宝鼎还要贵重；三寸不烂之舌，比百万雄师还要强大，所以苏秦佩六国相印，张仪获封殷实的采邑。直到汉高祖平定秦、楚以后，辩说之士方才停止到处游说的工作，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，而被烹死于汤镬之中；蒯通游说韩信谋反，也几被投入沸鼎之内；虽然那时还有陆贾借游说而声名鹊起，张释之的善于附会时事，杜钦的文辞敏捷，楼护的口齿伶俐，都能以说辞议论于帝王宫廷之上，嘲谑于公卿席位之间。其实，他们都只是顺着帝王的脸色，说些逗趣的话，以寄托一己的声势而已，再也没有人挽狂澜于既倒，转大道于正途了！
夫说贵抚会，弛张相随，不专缓颊，亦在刀笔。范雎之言疑事，李斯之止逐客，并顺情入机，动言中务，虽批逆鳞，而功成计合，此上书之善说也。至于邹阳之说吴梁，喻巧而理至，故虽危而无咎矣；敬通之说鲍邓，事缓而文繁，所以历骋而罕遇也。
“说辞”的要领，贵在投合机缘，然后或纵或擒，随着实际情势，而定其缓急；不能专靠口舌去婉转劝解，有时也须用笔墨来详细表达。像范雎上书秦昭王，论述疑事；李斯奏书嬴政，谏止逐客。无一不是顺沿情势，把握契机，故一旦发为言论，都能切中事务。虽然当时触犯了君主的尊严，但却能使计谋得售，成就伟大的事功，这就是在上书方面，善于“说辞”的例子。至于像邹阳上书谏说吴王濞、梁王武，比喻精巧，持理周至；所以他虽身遭坐牢的危险，却终于被无罪开释了。更始年间，冯敬通劝说鲍永、邓禹，言事迂缓，措辞冗繁，所以他虽在官场上历经奔波，却很少得到遇合的良机啊！
凡说之枢要，必使时利而义贞，进有契于成务，退无阻于荣身。自非谲敌，则唯忠与信。披肝胆以献主，飞文敏以济辞，此说之本也。而陆氏直称“说炜晔以谲诳”，何哉？
大体说来，立说的主要关键，在于取得有利的时机，坚定正确的立场。假使获得人主的接纳，进言说辞，就能一拍即合，大功告成；即使不幸遭到拒绝，退而归隐，也不妨碍自身的荣誉。但是除了诈骗敌人以外，一切的说辞，应当一本忠诚信实的态度，披肝沥胆，开诚布公地去奉献人主；并驰骋文笔，竭尽才思，来辅助言辞的不足，这才是进言游说的基本原则啊！但是陆机《文赋》竟然说“游说必须以光彩动人的言辞，去行其谲诈诳骗的技巧”，这显然与理不合。他的用意到底何在呢？
赞曰：理形于言，叙理成论。词深人天，致远方寸。阴阳莫贰，鬼神靡遁。说尔飞钳，呼吸沮劝。
总而言之：事理必须透过语言，才能表达于外；语言经过适当的安排，才能构成论辩的体裁。造语精深的，可以网罗人道天理。只要是发自内心，无论是多么深远的理论，没有不可以探讨的。阴阳变化的微妙，既不可隐匿；鬼神离奇的形迹，也无所遁逃。只要运用鬼谷子的飞钳技术，发挥说辞的巧妙，那么，当你论辩的当儿，即使是在呼吸的短短一瞬之间，也必定能使对方产生忽而沮丧、忽而振奋，悲喜随之的效果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