芮良夫之诗云：“自有肺肠，俾bǐ民卒狂。”夫心险如山，口壅若川，怨怒之情不一，欢谑之言无方。昔华元弃甲，城者发睅目之讴；臧纥hé丧师，国人造侏儒之歌：并嗤戏形貌，内怨为俳也。又蚕蟹鄙谚，狸首淫哇，苟可箴戒，载于礼典，故知谐辞讔言，亦无弃矣。
《诗经·大雅》载芮伯良夫刺周厉王的《桑柔诗》云：“自有肺肠，俾民卒狂。”意思是说，国君固执己见，为所欲为，将使百姓眩惑迷乱，不知所从。然而人心惟危，犹如山壑般险恶，难以捉摸；民口足畏，也像川流般汹涌，怎可壅塞！怨恨愤怒的表情，既非同一模式，欢愉戏谑的言辞，自无既定方法。过去当春秋时代，宋国大夫华元弃甲逃归，后来负责监督筑城的工作，役夫们唱出“睅其目，皤其腹，弃甲而复，于思于思，弃甲复来”的讴歌。鲁大夫臧纥率兵救鄫侵邾，丧师败绩，国人造作“臧之狐裘，败我于狐骀。我君小子，侏儒是使。侏儒侏儒，使我败于邾”的歌谣。这都是嗤笑其丑形，戏谑其恶貌，把怨愤的情怀，寄托于微言隐语之中啊！又如鲁国成地人所传“蚕绩蟹匡”的鄙俚俗谚，原壤所唱“狸首斑然”的淫声艳曲，若能发挥箴规劝诫的功用，必见载于《礼记》经典。由此可知诙谐的文辞，隐譬的语言，也不会被古圣先贤所抛弃啊！
谐之言皆也，辞浅会俗，皆悦笑也。昔齐威酣乐，而淳于说《甘酒》；楚襄宴集，而宋玉赋《好色》。意在微讽，有足观者。及优旃zhān之讽漆城，优孟之谏葬马，并谲辞饰说，抑止昏暴。是以子长编史，列传《滑稽》，以其辞虽倾回，意归义正也。
“谐”字的构造为“言皆”。顾名思义，实含有和洽同乐之义。其文辞浅显，合于流俗，使听者皆能会心悦笑。过去齐威王酣饮嗜乐，淳于髡说“甘酒”之害；楚襄王好饮酒冶游，宋玉作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。他们的用意，都在微言讽谏，词意殊有可观啊！到了优旃，讽刺秦二世欲漆城；优孟谏楚庄王欲葬马，并能运用诡变之辞、巧饰之说，抑止君王的昏政暴行。是故司马子长编著《史记》，特立“滑稽”一传，究其原因，乃在于他们设辞虽属倾侧曲回，而用意却能合乎义理，入于方正啊！
但本体不雅，其流易弊。于是东方、枚皋，餔bù糟啜醨lí，无所匡正，而诋嫚媟xiè弄，故其自称“为赋，乃亦俳也，见视如倡”，亦有悔矣。至魏文因俳说以著《笑书》，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，虽抃biàn笑衽席，而无益时用矣。然而懿文之士，未免枉辔。潘岳《丑妇》之属，束皙《卖饼》之类，尤而效之，盖以百数。魏晋滑稽，盛相驱扇，遂乃应玚之鼻，方于盗削卵；张华之形，比乎握舂杵。曾是莠言，有亏德音，岂非溺者之妄笑，胥靡之狂歌欤？
但是俳谐的体制，如果不合乎雅正之道，其影响所及，后人每易产生弊端。例如东方朔、枚皋等人，食人糟粕，采人牙慧，所言并无匡时正俗之用，而惟诋毁、轻慢、狎玩、戏弄是务。故枚皋自言“所作辞赋，多属俳体，被人当作倡优看待”，从他对自己的评论看来，也颇有后悔之意了。至于魏人邯郸淳把俳谐说辞的资料，著成《笑林》一书，吴人薛综借宴会行酒的机会，发出“吴、蜀”二字之“嘲调”，在筵席之间，虽足以引人鼓掌发笑，但对于匡济时用，却一无助益！然而善于为文的才士们，仍不免模体范式，误入歧途。如潘岳作的《丑妇赋》，束晳的《饼赋》等，明知其过而又竞相仿效的作家，大约有百人之多。魏晋时期，滑稽之士，竞相鼓动，造成风气。于是有人将应玚的大鼻子，比成削了一半的鸡蛋；把张华戴着头巾的形状，比作握着舂米捣菜的杵，实在是丑言恶状，亏损口德。这种令人难堪的作风，岂不是如同失水的溺者，临死还强颜欢笑，不知大祸临头；狱中的囚犯，临刑尚引吭狂歌，不知坐牢的痛苦吗？
讔者，隐也。遁辞以隐意，谲譬以指事也。昔还社求拯于楚师，喻眢yuān井而称麦曲；叔仪乞粮于鲁人，歌佩玉而呼庚癸；伍举刺荆王以大鸟，齐客讥薛公以海鱼；庄姬托辞于龙尾，臧文谬书于羊裘。隐语之用，被于纪传。大者兴治济身，其次弼违晓惑。盖意生于权谲，而事出于机急，与夫谐辞，可相表里者也。
讔者，隐语之谓也。即运用隐遁的言辞，掩饰真意；用诡谲的譬喻，指陈事理。过去楚国伐萧，萧大夫还无社求救于楚大夫申叔展，二人各以“眢井”“麦曲”为喻。吴大夫申叔仪乞粮于鲁大夫公孙有山，申叔仪歌“佩玉”以示困穷，公孙有山呼“庚癸”作为应答。伍举以三年不鸣的大鸟，刺楚庄王日夜逸乐，无所作为。齐人以失水的海鱼，讥靖郭君薛公筑城，于实际无补。楚女庄姬用“有龙无尾”的微言，讽顷襄王年已四十未立太子。鲁大夫臧孙辰以“猎犬羊裘”的荒谬书信，暗示自己被齐国拘捕，鲁国应飨战士、缮甲兵，以防齐国来袭。隐语的功用，屡被记载于史传。究其为用，大者足以振兴邦国的治道，匡济个人的品德；次者可以辅正违失，晓喻迷惑。所以大抵说来，其用意生于权变诡谲，而事情出于机智情急，和滑稽诙谐的嘲调谐辞，是可以互为表里、合为一体的啊！
汉世《隐书》，十有八篇，歆、固编文，录之赋末。昔楚庄、齐威，性好隐语。至东方曼倩，尤巧辞述。但谬辞诋戏，无益规补。自魏代已来，颇非俳优；而君子喜隐，化为谜语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杂赋》著录《隐书》十八篇。刘歆、班固编次文录，将其列于赋体之末。过去楚庄王、齐威王，生性喜好隐语。到东方朔，更能巧妙地编述说辞；但其嘲说谐辞，讹谬诡异，流于诋毁戏谑，殊乏规谏补正的功用。自曹魏以来，很多人抨击俳优谐戏之谈，但是富有才华的君子，却喜好隐语戏谑，于是“隐语”便逐渐离开讽喻的作用，转化成“谜语”，又因而产生一种新的文体了。
谜也者，回互其辞，使昏迷也。或体目文字，或图象品物，纤巧以弄思，浅察以衒辞，义欲婉而正，辞欲隐而显。荀卿《蚕赋》，已兆其体；至魏文、陈思，约而密之；高贵乡公，博举品物；虽有小巧，用乖远大。观夫古之为隐，理周要务，岂为童稚之戏谑，搏髀而抃笑哉！然文辞之有谐讔，譬九流之有小说，盖稗官所采，以广视听。若效而不已，则髡、朔之入室，旃、孟之石交乎？
所谓“谜语”也者，乃环绕一事，回转其文辞，使读者陷于迷惑昏乱的文字游戏。有的把文字形体加以分解，让人由揣度中辨识其谜底；有的把事物的形象加以编组，使人由联想中体会其真义。其运用心思，往往纤细而精巧，炫露文辞，常常浅近而易察；立意要委婉而平正，措辞需隐讳而明显。荀卿《蚕赋》之作，通篇皆暗示之言，到文末方才明揭“蚕理”，这种作法，可说是首先具备了“谜语”的体式。到了魏文帝曹丕、陈思王曹植，作品更简约而细密。高贵乡公曹髦，又进一步广泛列举品物类事，虽拥有小巧的聪明，却乖违远大的义用。详观古人所作的隐语，持理周正，要切时务，岂止是拿来做童稚戏谑，引人击股欢笑就算了啊！然而文辞中有“谐讔”一体，就像九流十家之中有“小说家”一样。大抵此类作品，多为稗官采集街头巷尾之说，借以增广见闻而已，如果大家竞相仿效，就好比视淳于髡、东方朔为登堂入室的高明作家，而以优旃、优孟为自己金石不渝的至交好友，那就变本加厉，走火入魔了！
赞曰：古之嘲隐，振危释惫。虽有丝麻，无弃菅jiān蒯。会义适时，颇益讽诫。空戏滑稽，德音大坏。
总而言之：古来文体变迁无穷，其中嘲谑谐讔之作，也独树一帜。它的作用，足以拯救颠危，解除困厄。所以“谐讔”在整个作品中，是不可缺少的一体。正如虽有可以制造布帛的丝麻，但也不可抛弃搓绳的菅蒯。假使善加利用的话，它确能融会义理，适应时事，谈言中肯，颇益讽诫。不然，只是为了戏谑滑稽，那么对于口德令誉，必定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