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始之至，颂居其极。颂者，容也，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。
《国风》《小雅》《大雅》《颂》四种作品，是《诗经》表达王道兴衰的诗歌，其中《颂》又居四者中的最高地位。“颂”乃“形容”“美仪”的意思，是用来赞美盛大的德泽，称述成功的威仪和情状啊。
昔帝喾之世，咸黑为颂，以歌《九招》。自商颂已下，文理允备。夫化偃一国谓之风，风正四方谓之雅，容告神明谓之颂。风雅序人，故事兼变正；颂主告神，故义必纯美。鲁国以公旦次编，商人以前王追录，斯乃宗庙之正歌，非宴飨之常咏也。《时迈》一篇，周公所制；哲人之颂，规式存焉。夫民各有心，勿壅惟口。晋舆之称原田，鲁民之刺裘鞸bì，直言不咏，短辞以讽；丘明、子高，并谍为颂，斯则野诵之变体，浸被乎人事矣。及三闾《橘颂》，情采芬芳，比类寓意，又覃及细物矣。
从前帝喾时代，命善歌的臣子咸黑作颂，以歌《九招》《六列》《六英》等乐章。及至殷商以降，“颂”这种文章体式，已大致发展得相当完备了。凡在上位的人，其教化足以影响一国者，称为“风”；规谏王政兴衰，而能端正四方习俗者，称为“雅”；赞美盛大的德泽，将事功向天神地祇祭告者，称为“颂”。国风与大、小雅主要是叙述人事，所以在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中，因政教兴衰的不同，而有“正风”与“变风”的区别。“颂”以告祭神明为主，所以辞义必须纯正美顺。根据《礼记·明堂位》记载，成王为纪念周公制礼作乐之功，曾命令鲁国设郊天大祭的天子礼乐，所以后来孔子删述《诗经》，列次其诗于“周颂”之末。宋大夫正考父得“商颂”十二篇于周太师，乃取归以追祀其商代先王，所以孔子录诗之时，也把“商颂”列入。这些都属宗庙的正乐，并非宴飨宾客的歌咏。周颂《时迈》一篇，是周公为武王伐纣写的作品，内容属于巡狩告祭的乐章。由于古圣先哲的诗篇幸获保存，所以后人始得了解“颂”的写作规模与法式。且生民具有各自不同的情志，因此他们欲望的表达，是无法壅塞的。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，载晋侯听舆人吟“原田”之诗，而激励了战斗意志；《孔丛子》记鲁人以“裘鞸”之诗，讽刺孔子相鲁。这些诗都是直言抒意，不被歌诵，只以简短的词句，讽谏时政而已。然而丘明、子高却将他们误成“颂”辞，这可说是民间流传颂诗的变体。“颂体”至此也由原来祭天告神的作用，逐渐影响到人情事理了。其后三闾大夫屈原写《橘颂》，文情辞藻之美，犹如奇花异草般的芬芳。他以性质相同的物类，比喻各种不同的事理，寄托骚人的幽怨情意，如此更将“颂”的范围，拓展到平凡的细微事物了。
至于秦政刻文，爰颂其德。汉之惠、景，亦有述容。沿世并作，相继于时矣。若夫子云之表充国，孟坚之序戴侯，武仲之美显宗，史岑之述熹后，或拟《清庙》，或范《駉jiōng》《那》，虽浅深不同，详略各异，其褒德显容，典章一也。至于班、傅之《北征》《西征》，变为序引，岂不褒过而谬体哉！马融之《广成》《上林》，雅而似赋，何弄文而失质乎！又崔瑗《文学》，蔡邕《樊渠》，并致美于序，而简约乎篇；挚虞品藻，颇为精核，至云杂以风雅，而不辨旨趣，徒张虚论，有似黄白之伪说矣。及魏晋杂颂，鲜有出辙。陈思所缀，以《皇子》为标；陆机积篇，惟《功臣》最显。其褒贬杂居，固末代之讹体也。
至于秦皇嬴政巡行天下，所到之处，刻石记功，究其内容，无非是颂扬一己的功德。汉代惠、景二帝时，也有李思作的《孝景皇帝颂》十五篇，以称述先王孝亲、定国、文治、武功的行状。这样累代相沿，都有“颂”的作品。而作家更是前后相继，永世不绝了。至如扬雄依照未央宫的功臣画像，表彰赵充国的伟大功绩，作《赵充国颂》；班固赞述光武帝的功臣窦融，作《安丰戴侯颂》；傅毅追美孝明皇帝的盛德，作《显宗颂》十篇；史孝山称述邓皇后，作《和熹邓后颂》。在这些作品之中，有的体式模拟周颂的《清庙》，有的取法鲁颂的《駉》篇和商颂的《那》篇。虽然文中意旨深浅各不相同，叙事的详略也有差别，但都属于褒美功德，炫耀仪容；同为一代典礼文章，是毫无二致的啊！至于班固、傅毅作的《北征颂》《西征颂》，变颂体而成说明事物的“序”“引”，难道这不是由于褒扬过甚，以致弄错体裁了吗？东汉马融的《广成颂》《上林颂》，文字雅丽，颇似辞赋，为何故意卖弄文字，而不惜失去颂体的本质呢！又崔瑗的《南阳文学颂》、蔡邕的《京兆樊惠渠颂》，二文都只顾及序文的优美，对本文反过分简省。挚虞作《文章流别论》评古今文章，颇称精当该备，至于论到扬雄的《赵充国颂》时，却说“颂而似雅”，评傅毅的《显宗颂》时，说他“与周颂相似，杂以风雅”。一体之内，兼杂风雅，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，纯粹是由于挚氏没有辨明风、雅、颂三种体裁的真正旨趣，只是徒逞快意于一时，才做出这种夸张不实的评论！正如《吕氏春秋·别类》篇上所指的：剑中既要加白钢求其坚硬，又要掺黄铜求其柔韧，坚柔怎能同时并存呢？这就是因为不明白黄铜、白钢的本质，以致观念混淆，信口雌黄了。到了魏晋两代，有关颂体的作品，很少有突破前人、推陈出新的成就。陈思王曹植所作的颂，可以《皇太子生颂》为代表，陆机的各篇颂文，应以《汉高祖功臣颂》最为著名；但是其间褒善贬恶，杂于一篇，这样的文字，当然只算是颂文的末流、讹滥的变体了。
原夫颂惟典懿，辞必清铄，敷写似赋，而不入华侈之区；敬慎如铭，而异乎规戒之域；揄扬以发藻，汪洋以树义，虽纤巧曲致，与情而变，其大体所底，如斯而已。
推究“颂”的体制，既在于典雅纯正，因此辞藻就必须清丽明畅，虽然文字的铺陈类似辞赋，但不可流于赋体的虚浮夸张。诚敬戒慎的态度虽如铭文，但又不同于铭文的规劝警诫；它只是借着表扬人物的贤德，发挥美妙的辞采，以宽润宏伟的气度，树立深厚的意旨，虽然是细微精巧，曲折尽致，但也要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；所以从大体上来说，颂文写作的要领，不过如此而已。
赞者，明也，助也。昔虞舜之祀，乐正重赞，盖唱发之辞也。及益赞于禹，伊陟赞于巫咸，并扬言以明事，嗟叹以助辞也。故汉置鸿胪，以唱拜为赞，即古之遗语也。至相如属笔，始赞荆轲。及迁《史》固《书》，托赞褒贬。约文以总录，颂体以论辞；又纪传后评，亦同其名。而仲治《流别》，谬称为述，失之远矣。及景纯注《雅》，动植必赞，义兼美恶，亦犹颂之变耳。
“赞”有“申明”“奖励”的意思。古代虞舜禅让的祀典中，有乐正复诵赞词，可见“赞”原是高声宣唱的文辞啊！稍后舜的臣子益，有颂扬大禹的赞词，伊尹的儿子伊陟，曾因巫咸禳灾有功，作《咸乂》四篇，这些都是扬声高唱以宣明事迹，长歌咏叹以助长气势啊！所以汉代设置鸿胪之官，就是用来参赞礼仪，以大声传达声气，这可算是古代赞语的遗风啊。及至司马相如属笔为文，专门赞扬荆轲刺秦王的义举，才开始改变赞文的体式。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，更将褒善贬恶的微旨，寄托于赞词之中。他们缩词约句，以总括全文的大义，用颂赞的体裁，来综述全篇的要旨，以纪传的方式，评论人事的得失，其作用也和“赞”相同。然而挚虞在《文章流别论》中，竟把“赞”错认为是述说的“述”，真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了。及至东晋郭璞注《尔雅》，于书中草木、鸟兽、虫鱼均附赞词，内容并兼顾褒美贬恶之义，细加揣摩，似乎是“颂”的变体啊！
然本其为义，事生奖叹，所以古来篇体，促而不广，必结言于四字之句，盘桓乎数韵之辞，约举以尽情，照灼以送文，此其体也。发源虽远，而致用盖寡，大抵所归，其颂家之细条乎！
推“赞”的本义，乃起于对人事的奖励、赞叹，所以自古以来，其篇幅体裁，都是简短而不冗长。句法结构多以四字为句，谐声押韵也仅止于少数韵目之辞，约举事功以叙明情景的真相，字辞朗丽以宣泄美妙的文章，这就是“赞”的写作体制啊。“赞”的起源虽然久远，但究其为用并不很多。如果大致加以归纳的话，只可以算是“颂”体的枝条细目而已。
赞曰：容德底颂，勋业垂赞。镂影摛声，文理有烂。年迹愈远，音徽如旦。降及品物，炫辞作玩。
总而言之：舞歌声容的文辞属于“颂”，歌功颂德的作品叫作“赞”。二者皆属刻画风仪、舒布声名的体裁。其文采事理自是光辉灿烂，相得益彰。如此年代愈是久远，而颂赞的嘉言美音，却如初升的朝阳，清朗明丽；让后人得以窥见前人的德仪。可是降至后世，竟用它来品评事物。如果我们从“颂赞”的“正体”方面来比较，这不过是一种炫耀辞采的游戏文字罢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