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》有六义，其二曰赋。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也。昔邵公称：“公卿献诗，师箴瞍sǒu赋。”《传》云：“登高能赋，可为大夫。”《诗序》则同义，《传》说则异体。总其归途，实相枝干。故刘向明“不歌而颂”，班固称“古诗之流也”。
《诗经》有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六义，其中第二义就是赋。赋，铺陈的意思，也就是铺陈辞采、舒布文华、体察事物、抒写情志啊。从前邵公奭曾说：“天子听政，令公卿献上采自民间的诗歌，少师箴砭王阙，瞽者弦歌吟咏，以观政治的得失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引《诗经·毛传》说：“登高望远，即兴感物，能作赋描绘景色，铺陈事势者，可以任大夫之官。”《诗序》把“赋”与“比”“兴”同列为六义之一，《毛传》和《国语·周语》则以为“赋”与“诗”的体裁互异。然而究其终极旨趣，“诗”与“赋”都是言志陈事，如同树木的枝干，可说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刘向明言：“不入乐府歌唱，但能徒口讽诵的叫作赋。”班固《两都赋序》上说：“赋是古诗风、雅、颂的流亚啊！”
至如郑庄之赋《大隧》，士蔿wěi之赋《狐裘》，结言短韵，词自己作，虽合赋体，明而未融。及灵均唱《骚》，始广声貌。然则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而拓宇于《楚辞》也。于是荀况《礼》《智》，宋玉《风》《钓》，爰锡名号，与诗画境。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。述客主以首引，极声貌以穷文。斯盖别诗之原始，命赋之厥初也。
至于像郑庄公赋“大隧”之歌，文仅两句，晋士蔿赋“狐裘”之歌，文仅三句，结合的韵语，都很简短；词皆由作者自为，虽然合于“赋”的体裁，究因事属初创，就像白日初升，其光芒尚未达于明朗，还不能算是成熟的作品啊！直到屈原创作《离骚》，才开始扩大赋体的声音体貌，具备了规模法式，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。然则综观“赋”的产生，它是上承《诗经》三百篇作者的命名，下开《楚辞》写作的领域。于是荀况作《礼》《智》等赋，宋玉作《风》《钓》诸篇，这种铺采摛文的体裁，至此才给予“赋”的名号，并和《诗经》划分了境界，使本来仅仅作为《诗》六义之一的附属的小邦，一变而成文采繁盛、蔚然并峙的大国了。荀赋假借客主对话，首创问答之体；宋赋穷极声情状貌，以启文辞淫丽的风气。这大概就是诗、赋分道扬镳的开始，同时也是最初以“赋”命名的情况吧！
秦世不文，颇有杂赋。汉初词人，顺流而作。陆贾扣其端，贾谊振其绪，枚、马播其风，王、扬骋其势，皋、朔已下，品物毕图。繁积于宣时，校阅于成世，进御之赋，千有余首，讨其源流，信兴楚而盛汉矣。
秦代虽然不重视文辞，但却存有九篇杂赋。汉初的辞赋家们，顺沿着荀卿、宋玉的流风从事创作。例如陆贾引发了它的开端，贾谊振奋了它的绪业，枚乘、司马相如传播了它的风气，王褒、扬雄驰骋了它的机势；枚皋、东方朔以后，天地间一切的事物，都成了辞赋铺叙的对象了。辞赋的制作，到汉宣帝时，可说盛极一时。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于成帝时代；当时群臣进呈御览的作品，就有一千多首。如果我们探讨赋的起源和流变，实在是兴起于楚地，而盛行于炎汉了。
若夫京殿苑猎，述行序志，并体国经野，义尚光大。既履端于倡序，亦归余于总乱。序以建言，首引情本，乱以理篇，写送文势。按《那》之卒章，闵马称《乱》，故知殷人辑颂，楚人理赋，斯并鸿裁之寰域，雅文之枢辖也。至于草区禽族，庶品杂类，则触兴致情，因变取会，拟诸形容，则言务纤密；象其物宜，则理贵侧附；斯又小制之区畛，奇巧之机要也。
关于赋的取材，无论是铺写京邑、宫殿，还是描绘苑囿、畋猎，甚至纪述远行的经历，叙说情志的幽微，均能考察国都的体制，描绘郊野的经界。陈说义理时，更重视光华盛大的规模；其在一篇的发端，往往先用“序言”为前导，篇末系“乱辞”作结尾。“序言”之为用，在建立言论，首先引出写作的缘起；“乱辞”之为用，在总结一篇的旨趣，以完足文章的气势。根据商颂《那》篇的最末一章，闵马父曾称道其“乱辞”，由此可知，殷代的诗人，已有利用“乱辞”来完成颂诗的先例。楚国诗人屈原，也用“乱辞”整理骚赋，可见“乱辞”之为用，是长篇辞赋不可或缺的重镇，雅什歌诗必须具备的关键啊！至于杂赋方面，凡草木花卉之区，禽兽昆虫之族，以及诸多的器皿、各种的物类，自汉代以后，辞人皆能触物起兴，引发情怀，因缘事物的变化，取合感情的兴会。这些作者在拟度景色形容时，言辞务求纤细绵密；表象事物所宜时，说理重视逼真切合。此种短篇小制的作品，与长篇巨著的汉赋是有分别的。不过体裁新奇、词句巧丽，又是写作这一类文章的要诀啊！
观夫荀结隐语，事义自环，宋发夸谈，实始淫丽。枚乘《菟园》，举要以会新；相如《上林》，繁类以成艳；贾谊《鵩鸟》，致辨于情理；子渊《洞箫》，穷变于声貌；孟坚《两都》，明绚以雅赡；张衡《二京》，迅发以宏富；子云《甘泉》，构深玮之风；延寿《灵光》，含飞动之势：凡此十家，并辞赋之英杰也。及仲宣靡密，发篇必遒；伟长博通，时逢壮采；太冲、安仁，策勋于鸿规；士衡、子安，底绩于流制。景纯绮巧，缛理有余；彦伯梗概，情韵不匮：亦魏、晋之赋首也。
试观荀卿的赋作，都用隐秘之语写成，据事类义，自相回环。宋玉诸赋，巧言夸饰，实乃淫滥华丽的开端。枚乘的《菟园赋》，列举事物的要点，融会新奇的体式。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举类繁富，构成艳丽的辞藻。贾谊的《鵩鸟赋》，表达出远谪的情怀，以及辨别祸福无常的道理。王褒的《洞箫赋》，穷极声音状貌的变化。班固的《两都赋》，描述西都的规模雄盛，东都的法度完美，辞采鲜明绚烂，典雅丰赡。张衡的《二京赋》，写西京的游观荒靡，东京的典章制度，文情激切遒劲，宏深富丽。扬子云的《甘泉赋》，寓意讽谏，构成渊深奇伟的风格。王延寿的《鲁灵光殿赋》，铺写营造工程的逼真，含有活泼生动的气势。上自先秦的荀况，下到东汉的王延寿，凡此十家，同为辞赋中英雄杰出的才士。时到曹魏，王粲的作品，情致靡丽而细密，发而为文，篇章紧严，刚劲有力。徐幹学识广博通达，舒布辞藻，间有壮丽的情采。左太冲的《三都赋》，思摹《二京》。潘安仁的《藉田赋》，征考古礼，于王业宏谋、国家大典，著有简策书记的勋劳。陆士衡的《文赋》、成子安的《啸赋》，于文章流品，音乐制作，各能获致特别的绩效。郭景纯的《江赋》，铺陈川渎的壮美，锦心绣口，辞藻繁缛，颇富绮丽之巧。袁彦伯的《东征赋》，列叙过江诸臣的功勋，粗举大略，颇饶情趣和韵致。上述各家，也都是魏晋两代辞赋中的翘楚啊。
原夫登高之旨，盖睹物兴情。情以物兴，故义必明雅；物以情观，故词必巧丽。丽词雅义，符采相胜，如组织之品朱紫，画绘之著玄黄。文虽杂而有质，色虽糅而有仪，此立赋之大体也。然逐末之俦，蔑弃其本，虽读千赋，愈惑体要。遂使繁华损枝，膏腴害骨，无贵风轨，莫益劝戒，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，贻诮qiào于雾縠hú者也。
推求《毛传》所谓“登高能赋”的旨趣，大概由于登高可以观览景物，容易触发情思吧！内在的才情，既因外在的景物而触发，所以文义必须明洁典雅；外在的景物，既由内在的才情而反映，所以辞采必须艳巧绚丽。辞采既要绚丽，事义又需典雅，好比玉石的纹理和质地，彼此相得益彰。这种情形，正像编织锦绣时，一经一纬，分别朱紫，不使真伪混乱，保持其本质的纯正。又像绘画风景时，或阴或阳，比次不同的色彩，避免浓淡失调，以显现色彩的明朗。文章的写作亦复如此，其组织虽然繁复，但有纯正的内容；色彩虽然糅杂，而有明确的法度，这就是写作辞赋的基本原则啊！然而一些舍本逐末的文士们，抛弃了文章的情理，这样纵然读赋千首，越发不能了解辞赋写作的要领了。于是就像繁花累果，有损枝条，脂肪过多，伤及骨髓。如此既无益于风俗教化，也不能发生劝诫世人的作用，这就怪不得扬雄事后追悔说：“辞赋只是雕琢辞章、壮夫不为的小技；又像那薄如轻雾的细纱，不仅毫无实用价值，反而伤害了女工啊！”
赞曰：赋自诗出，分歧异派，写物图貌，蔚似雕画。抑滞必扬，言旷无隘。风归丽则，辞翦荑稗。
总而言之：辞赋发源于《诗经》，以后分枝别派，有所谓描写景物、刻画形貌的雅文鸿裁和奇巧小品。其文采之盛，就像雕刻绘画一般，真是美不胜收。因为辞赋主铺张扬厉，所以不管怎样沉滞的情绪都能得到纾解；言辞旷达，文思自可通畅无阻。风格应以华丽和典则为依归，至于芜辞浮句，好比嘉禾中的荑稗，必须加以彻底剪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