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舜云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。”圣谟所析，义已明矣。是以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，舒文载实，其在兹乎！诗者，持也，持人情性；《三百》之蔽，义归无邪，持之为训，有符焉尔。
《尚书·舜典》上记载着大舜的话说：“诗的作用是表达情志，歌的作用在吟唱诗的意义。”舜对于诗的解析，不是说得很明显了吗？因此《诗大序》云：“蕴藏于内心者谓之志，宣泄于言辞的名叫诗。”如此说来，舒布文采，记载情实的，不就在于“诗”吗！由于这个缘故，《诗纬·含神雾》上说：“诗，是执持的意思。”就是说，诗可以执持人们情性之正，不使其流荡放轶。孔子认为《诗经》三百篇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思想纯正、不偏不倚的“思无邪”。这样看来，用“持”字来训释“诗”的定义，相信是绝对符合孔子的意思的。
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昔葛天乐辞，《玄鸟》在曲；黄帝《云门》，理不空弦。至尧有《大章》之歌，舜造《南风》之诗，观其二文，辞达而已。及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；太康败德，五子咸讽：顺美匡恶，其来久矣。
人禀受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天赋的七种情感，因应外界事物的变化，自然会有所感触，感慨既生，进而就吟咏情志，这种由内而外，再自外而内，无一不是自然而然的表现。根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葛天氏的时候就有了乐曲，譬如《玄鸟》，便是当时八首乐曲中的一首。《周礼·春官》也记载，黄帝时有《云门》之乐，周朝的人们还拿它来教国子歌唱；按理来说，就不该徒具丝弦而无歌辞的。到了唐尧，有颂扬德化、恩泽广被的《大章》之歌。虞舜时，因天时顺正，民生乐利，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《南风》之诗。细读这两篇文字，只能称得上质朴无华、辞畅义达而已。时至夏禹，由于治水成功，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谷六府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三事，各种政治措施都相继上了轨道，百姓为感念其德泽，便作诗颂扬他的功德。等到启的儿子太康继位，败坏祖德，不务政事，其弟五人作《五子之歌》，来讥讽时政。可见运用诗歌来颂扬美德、匡正丑恶，是自古以来行之已久的事了！
自商暨周，《雅》《颂》圆备，四始彪炳，六义环深。子夏监“绚素”之章，子贡悟“琢磨”之句，故商、赐二子，可与言诗。自王泽殄竭，风人辍采，《春秋》观志，讽诵旧章，酬酢以为宾荣，吐纳而成身文。逮楚国讽怨，则《离骚》为刺。秦皇灭典，亦造仙诗。
从殷商到周朝，《诗经》由风、雅而三颂，其内容圆满周备，《关雎》《鹿鸣》《文王》《清庙》等，论王道之兴衰，文采焕发，称为“四始”。风、雅、颂，赋、比、兴，体用相成，义法精深，称为“六义”。子夏问《卫风·硕人》之章，而能联想到“礼后”的微旨，子贡读《卫风·淇奥》之篇，领悟切磋琢磨的大义。二人举一反三，所以深获孔子称许，认为可以和他们讨论《诗经》的道理了。可见，《诗经》的内涵是极其深远的。可惜自周王的德泽衰微后，采风之官也停止了搜集风谣的工作。春秋时代，公卿大夫聘问邻国，若想观察对方的情志，都以讽诵三百篇的旧诗为准据。不但以此作为出使外邦、应对宾客、进退酬酢的荣耀，同时，也为外交使节应对进退、谈吐得宜增添了光彩。到了战国，楚怀王昏庸无能，屈原蔽障于谗，忧国伤时，遂有《离骚》讽刺之作。秦始皇虽然焚毁典籍，但也附庸风雅，命博士造《仙真人诗》。
汉初四言，韦孟首唱，匡谏之义，继轨周人。孝武爱文，柏梁列韵；严马之徒，属辞无方。至成帝品录，三百余篇，朝章国采，亦云周备，而辞人遗翰，莫见五言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。按《召南·行露》，始肇半章；孺子《沧浪》，亦有全曲；《暇豫》优歌，远见春秋；《邪径》童谣，近在成世：阅时取证，则五言久矣。又《古诗》佳丽，或称枚叔，其《孤竹》一篇，则傅毅之词。比采而推，固两汉之作乎！观其结体散文，直而不野，婉转附物，怊怅切情，实五言之冠冕也。至于张衡《怨篇》，清典可味；《仙诗》《缓歌》，雅有新声。
汉朝初年的四言诗，以楚元王太傅韦孟作的《谏元王孙戊》为当代首唱。诗中匡正阙失，谏过劝善，足以承继三百篇的遗轨。汉孝武帝爱好文辞，于是有“柏梁台”的联句共韵，如严忌、司马相如这一般辞赋家，虽能作诗，但在属辞方面，却没有一定的方式。直到汉成帝派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时，总计诗歌之作有二十八家、三百一十四篇，其中包括了士大夫所作的朝庙乐章和乐府所采集的民间歌谣，可说是周密完备、包罗殆尽了。但是在当时辞赋家遗留下来的作品中，却没有看到五言诗的作品，所以李陵与苏武《赠答诗》，班婕妤《团扇诗》，被后代文坛疑为依托之作。不过，我们按验《诗经·召南》的《行露》，已开始有了五言诗的半章；《孟子》所载的孺子《沧浪》之歌，全篇都是五言的形式。晋国优施唱的“暇豫”之歌，远见于春秋时代，《汉书·五行志》所记的“邪径”童谣，近在成帝之世。如果我们以这些诗歌产生的时代作为证验，就可以理解五言诗的发展已为时很久了。又像那些佳丽的《古诗十九首》，有人说是西汉初年枚乘的作品，据我看来，其中《孤竹》一篇，乃东汉末年傅毅的大作，若以此比较各诗的情采，详加推求的话，我们可以断定这些作品，应该属于两汉时代吧！细观《古诗》的结构体式及焕发的文采，可谓质朴而不鄙野；不仅措辞委婉，有比附事物之效，同时作者表达内心的哀伤，亦能切合人情至性，实在是五言诗中的杰作啊！至于张衡作的四言《怨诗》，清淡典雅，耐人寻味，五言的《仙诗》和《缓声歌》，亦颇富有创新的风格。
暨建安之初，五言腾踊，文帝陈思，纵辔pèi以骋节；王徐应刘，望路而争驱；并怜风月，狎池苑，述恩荣，叙酣宴，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；造怀指事，不求纤密之巧，驱辞逐貌，唯取昭晰之能：此其所同也。及正始明道，诗杂仙心；何晏之徒，率多浮浅。唯嵇志清峻，阮旨遥深，故能标焉。若乃应璩qú《百壹》，独立不惧，辞谲义贞，亦魏之遗直也。
到了建安初年，五言诗的作家和作品，更是层出不穷：如魏文帝曹丕、陈思王曹植兄弟二人，才华横溢，气奇才高，就像那脱缰的骏马，在辽阔的原野上，做有节度的奔驰：当时如王粲、徐幹、应玚、刘桢等人，亦无不仰望前程，而争先恐后，从事创作。至于他们作品的内容与取材，不外是描写清风明月的良辰，赏玩荷池花苑的美景，述说君王的恩宠荣耀，记叙宴会的酣饮盛况。他们的风格是慷慨激昂，以任性使气，豪放高旷，以驰骋才华；抒写情怀，指称事实，并不要求纤细绵密的技巧；驱遣文辞，描摹物貌，只务求文意的明晰罢了。这就是建安诗人在写作上的共同特色啊！到了魏废帝正始年间，玄学渐盛，老庄思想，一时蔚成风气。于是诗的内容颇杂成仙得道的意味。与何晏同时的那一般人，大多浮泛浅薄，缺乏深度。其中唯有嵇康的诗，清爽峻切，阮籍的诗，意旨深远，所以能超出各家之上。至于应璩作的《百壹诗》，卓尔不群，不忧不惧，遣词委婉，持理正大，可说是在曹魏诗坛上，仅有的一位正直作家啊！
晋世群才，稍入轻绮。张潘左陆，比肩诗衢，采缛于正始，力柔于建安。或析文以为妙，或流靡以自妍，此其大略也。江左篇制，溺乎玄风，嗤笑徇务之志，崇盛忘机之谈；袁孙已下，虽各有雕采，而辞趣一揆，莫与争雄，所以景纯《仙篇》，挺拔而为俊矣。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；俪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竞也。
到了西晋，才士辈出，诗的风格，逐渐走向轻靡绮丽。张载、张协、张亢、潘岳、潘尼、左思、陆机、陆云等人，并肩立于当代的诗坛。试看他们的作风：文采较正始年间更为繁缛，而骨力之柔弱，又远不及建安之挺拔，因此有的作家以析句联字为巧妙，有的以流采浮靡为妍丽，这就是魏晋文坛的大概情形啊！时至东晋，江南的诗风，陷溺于谈玄的风气，一般作品的特色，都是讥笑那些急功好利的思想，推崇毫无巧诈机心的清谈。当时如袁宏、孙绰以下的作家，虽然各有雕琢的采藻，但在文辞旨趣方面的成就，却是后世作家无法望其项背的。所以当时最成名的莫过于郭璞，尤其他的《游仙诗》，挺秀拔出，高俊昂扬，堪称当代诗坛的杰作了。到了刘宋初年，诗文吟咏，体式风格，较过去大有改变，谈玄说理的老庄思想，暂时退出文坛，模山范水的诗作，却大为流行。当时的作品，多半是匹俪成采，连用百字的对偶，沽名钓誉，寻求一句的新奇。在内容方面，必穷极外界事物的状貌，以刻画事物的微妙；形式方面，则竭力修饰文辞，以追求新奇的采藻，这种现象，正是近代作家竞争的趋势啊！
故铺观列代，而情变之数可监；撮举同异，而纲领之要可明矣。若夫四言正体，则雅润为本；五言流调，则清丽居宗，华实异用，惟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，叔夜含其润，茂先凝其清，景阳振其丽，兼善则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则太冲、公幹。然诗有恒裁，思无定位，随性适分，鲜能通圆。若妙识所难，其易也将至；忽以为易，其难也方来。至于三六杂言，则出自篇什；离合之发，则萌于图谶；回文所兴，则道原为始；联句共韵，则柏梁余制；巨细或殊，情理同致，总归诗囿，故不繁云。
遍观各代诗学的发展，不难了解文情变化的大势。而列举各家风格的异同，对于诗体的要领，纲举目张，更能清楚明白了。“四言”乃诗的正体，其写作当以“典雅温润”为根本；“五言”属流行的格调，当把握“清新华丽”的原则。华丽的五言诗和典雅的四言诗，各体功用有别，但随作家天赋才性的不同，决定作品的风格。由于作品风格受作家天赋才性的影响，所以张衡的诗得其“典雅”，嵇康含其“温润”，张华凝结了诗的“清新”，张协的诗措辞“华丽”。兼有各体之长的为曹植、王粲，偏擅一体之美的是左思、刘桢。然而诗虽有一定的体裁，而作家的思想和情感却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只能顺随着个人的才性与天分，量力而为，很少人能够兼备众长，圆满通达各体。一个人如果能善加体会作诗的困难，用心揣摩，那么诗的写作，将是易如反掌；倘若掉以轻心，视为轻而易举，那么作诗的困难，也就迅速而至了。至于三言、六言与杂言诗，其原出自《诗经》三百篇，离合诗的发生，萌芽于《河图》谶纬之书；回文诗的兴起，是道原所创始；诗人联吟，共用一韵，则为汉武帝和群臣“柏梁台”联句的余绪。以上各诗，其体制的大小长短，虽有区别，但斟情酌理无不同一韵致，都可以纳入诗的范畴，在此我就不详加说明了。
赞曰：民生而志，咏歌所含。兴发皇世，风流二《南》。神理共契，政序相参。英华弥缛，万代永耽。
总而言之：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有感情。吟咏诗歌，即为人们情志的表现。诗的兴起，肇始于三皇时代，流风所至，到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以后而极盛。诗歌的功用非常大，上与神明自然之理相融会，下与世道人心相参合。自从诗道流行以来，醇美的作品日渐繁盛，相信即令时间经过千年万代，它将永远为人们所热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