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风、雅寝声，莫或抽绪，奇文郁起，其《离骚》哉！固已轩翥zhù诗人之后，奋飞辞家之前，岂去圣之未远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！
自从周室东迁，王纲解体，风、雅的诗声熄灭以后，再没有任何作品，能真正继承《诗经》的统绪时，有一部奇伟的文学著作突然兴起，那就是屈原发忠君爱国之思的《离骚》吧！屈原《离骚》所以能高举于《诗经》作者之后，奋飞于两汉辞赋家以前，难道是由于距离圣人尚为时不远，再加上楚人多才多艺的缘故吗？
昔汉武爱《骚》，而淮南作《传》，以为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。蝉蜕秽浊之中，浮游尘埃之外，皭jiào然涅而不缁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。班固以为“露才扬己，忿怼沉江。羿浇二姚，与《左氏》不合；昆仑悬圃，非经义所载。然其文辞丽雅，为词赋之宗，虽非明哲，可谓妙才”。王逸以为“诗人提耳，屈原婉顺，《离骚》之文，依经立义：驷虬乘鹥yī，则时乘六龙；昆仑流沙，则《禹贡》敷土。名儒辞赋，莫不拟其仪表，所谓‘金相玉质，百世无匹’者也”。及汉宣嗟叹，以为“皆合经传”。扬雄讽味，亦言“体同《诗雅》”。四家举以方经，而孟坚谓不合传，褒贬任声，抑扬过实，可谓鉴而弗精，玩而未核者也。
从前汉武帝喜爱《离骚》文辞典丽，淮南王刘安乃奉诏作传。他认为《国风》虽多言情的诗篇，却不流于淫邪；《小雅》虽有怨刺的语句，却无离经叛道的思想；像《离骚》的文辞，可说兼有《国风》《小雅》的特色了。屈原仕于政治昏暗的时代，却能超然物表，就像蝉蜕皮于秽浊之中，翱翔在尘埃之外，保持他那纯洁高尚的品格；如同白璧浸入黑色的颜料中，而不变其本色。他那伟大的节操，纵与日月争光夺彩，也是当之无愧的。班固认为屈原过分显露才华，表彰自己的美行，以至于竟因为愤恨楚王的昏昧，怒而投江，葬身于江鱼之腹；《离骚》所赋的羿、浇、二姚之事，和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文所言不合，昆仑、悬圃的故典，也和经书大义所载有别，但《离骚》的文辞华丽典雅，却是两汉辞赋的开山。屈原其人，虽不是什么明贤圣哲，但也称得上文坛的英才了。王逸认为《诗经》作者行文的方式，一如父母之耳提面命，谆谆教诲其子弟；屈原则是顺乎人性，情真语挚地委婉劝说。但《离骚》的文辞，仍是依附经典来建立言论的，譬如他说“驾玉虬，乘凤车”，和《易经·乾卦》彖辞所谓的“依时乘驾六龙，统御上下四方”之意义相符；“登昆仑，涉流沙”，和《尚书·禹贡》所谓“禹布治九州之土”的意思相同。所以后代名家大儒的文章，莫不取效《离骚》的风貌，作为写作的法则。这说明了它内具美质，外富盛采，百代以来，任何作品都无法和它相比啊！到了汉宣帝，每当他吟诵楚辞，就赞叹不已，认为其中所言，皆符合六艺经传；扬雄讽诵屈赋，细加玩味，也说它体式风格，多同于《诗经》的《风》《雅》。综合以上的说法来看，刘安、王逸、宣帝、扬雄四家皆竭力表扬，并比之经义；唯独班固说它不合经传。似此或褒或贬，都是任意讥谈；或抑或扬，有时也与事实不合。可说是虽有品鉴而不够精确，虽加玩味尚未能核实啊！
将核其论，必征言焉：故其陈尧舜之耿介，称禹汤之祗zhī敬，典诰之体也；讥桀纣之猖披，伤羿浇之颠陨，规讽之旨也；虬龙以喻君子，云蜺以譬谗邪，比兴之义也；每一顾而掩涕，叹君门之九重，忠怨之辞也：观兹四事，同于《风》《雅》者也。至于托云龙，说迂怪，驾丰隆，求宓妃，凭鸩zhèn鸟，媒娀sōng女，诡异之辞也；康回倾地，夷羿彃bì日，木夫九首，土伯三目，谲怪之谈也；依彭咸之遗则，从子胥以自适，狷狭之志也；士女杂坐，乱而不分，指以为乐，娱酒不废，沉湎日夜，举以为欢，荒淫之意也：摘此四事，异乎经典者也。
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考核屈原言论的真相，必须征验于《楚辞》原文，例如其中陈述唐尧、虞舜的光明正大，赞扬夏禹、商汤的畏天敬贤，实在类似《尚书》典谟训诰的体裁；讥讽夏桀、殷纣的猖狂邪妄，哀伤后羿、过浇的颠陨亡身，也都合乎规诫讽谏的本旨；以虬龙比喻君子，云蜺譬诸小人，这也是比附兴发的手法；每当想到国家的由盛而衰，就抆泪不止，哀叹于群小的阻碍、自己和怀王的距离日加遥远，这也正是忠贞悲怨的言辞啊！综观以上这四件事，和《诗经》中《风》《雅》的精神是相同的。至于假托驾八龙，载云旗，谈论些迂曲怪诞之事；驾着云师丰隆，去求神女宓妃；借有毒的鸩鸟，向有娀氏的女子求亲，这都是诡怪奇异的言辞。共工氏康回头触天柱，使地倾东南；神射手后羿，射落九个太阳；又说拔木之夫，一身九头；土神侯伯，虎头三目，这都是荒谬离奇的言谈。他想效法殷时贤臣彭咸，投水死谏的余风；随从吴国大夫伍员，弃尸大江的典范，又都是狷介狭窄的气量。《招魂》中记载着男女杂坐，乱无区分，以此引为乐事；镇日狂饮，耽于逸乐，反认为是无上欢愉，这些全是荒唐淫乱的想法啊！以上所摘录的四件事，是不合于经典的地方。
故论其典诰则如彼，语其夸诞则如此，固知《楚辞》者，体宪于三代，而风杂于战国，乃《雅》《颂》之博徒，而词赋之英杰也。观其骨鲠所树，肌肤所附，虽取熔经意，亦自铸伟辞。故《骚经》《九章》，朗丽以哀志；《九歌》《九辩》，绮靡以伤情；《远游》《天问》，瑰诡而慧巧，《招魂》《大招》，耀艳而采华；《卜居》标放言之致，《渔父fǔ》寄独往之才。故能气往轹古，辞来切今，惊采绝艳，难与并能矣。
所以说《楚辞》中有谈论典谟训诰的，就像前举的四例；有叙述虚夸荒诞的，如同后举的四例。由此可知，骚赋的内容是取法于三代的经典训诰，而其辞藻却夹杂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习气。它可称得上是雅颂中的博弈之徒，词赋里的英雄豪杰啊！详观屈赋所树立的中心思想，以及其附丽的文采辞藻，虽然是采取陶熔经典的意旨，但从那瑰丽的辞采来看，却又是独抒胸臆、自创一格的。由此加以分析，《离骚》《九章》，是以鲜明华丽的语言，抒写悲哀的心志；《九歌》《九辩》，是以精彩绝妙的笔法，描述忧伤的感情；《远游》《天问》的笔法，奇特怪异而灵活精巧；《招魂》《大招》的文辞，光耀艳丽而辞采华美；《卜居》标放言高论、不受拘束的情致；《渔父》寄离群索居、罔顾世俗的才华。故能气势迈往，凌越古人，辞开来世，切合今用。他那惊人的辞采、绝代的风华，后人无论如何，都难和他并驾齐驱了。
自《九怀》以下，遽蹑其迹，而屈、宋逸步，莫之能追。故其叙情怨，则郁伊而易感；述离居，则怆怏而难怀；论山水，则循声而得貌；言节候，则披文而见时。是以枚、贾追风以入丽，马、扬沿波而得奇，其衣被词人，非一代也。故才高者菀其鸿裁，中巧者猎其艳辞，吟讽者衔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。若能凭轼以倚《雅颂》，悬辔以驭楚篇，酌奇而不失其贞，玩华而不坠其实，则顾盼可以驱辞力，欬kài唾可以穷文致，亦不复乞灵于长卿，假宠于子渊矣。
自王褒《九怀》以下的辞赋家们，都急起直追骚赋的轨迹，去从事写作。但屈、宋那种步伐超逸的境界，却没有人能赶得上。当他叙述哀怨的情感时，就抑郁不伸，令人为之心动；描述去国的忧思时，就怆凉含悲，使人不忍卒读；谈到山光水色的美景时，能使读者循着文章的声采，窥见青山绿水的全貌；言及节令气候时，又能使读者展卷观览，仿佛看到了季节的变化。因此枚乘、贾谊追摹其风格，而走向华丽；司马相如、扬雄顺沿其波澜，而获致奇瑰。总之，它嘉惠于辞赋家，非仅汉朝一代而已啊！故后世作者，才性高超的，可效法屈、宋鸿博的体裁；心思灵巧的，可猎取它艳丽的辞藻；吟诵讽味的，可涵泳它那山川的空灵；初学启蒙的，可拾取它那香花美草的字眼。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如果真能像乘车凭轼、骑马驭缰一般的话，一方面依靠《雅》《颂》来树立内容，一方面驾驭《楚辞》以修饰文采；酌取奇丽的文辞，而不斫丧其本意，玩味华艳的外貌，而不失落其实质。那么，当纵目顾盼之际，就可轻易地驱遣辞采气势；信口欬唾之时，便能顺畅地表达文情风致。再也不必乞求灵感于司马长卿，要求恩宠于王褒子渊了。
赞曰：不有屈原，岂见《离骚》。惊才风逸，壮采烟高。山川无极，情理实劳，金相玉式，艳溢锱毫。
总而言之：如果没有屈原其人，怎能见到旷世的作品《离骚》呢？他那惊世的才华，像清风般飘逸，壮丽的文采，如云烟般高妙。文中山川，蕴藉着无穷的变化；抒情说理，更包藏了劳神苦思的结晶。其情辞兼备，就像金玉般完美无缺；即令是片言只字，无不光芒四射，令人目不暇接啊！